朦胧诗的局限：历史舞台有时过于短暂

朦胧诗，那一群忧伤峻峭的翅膀（之6）

   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正面阐述朦胧诗的局限。早期是由于朦胧诗被围剿的文化背景，后期是它的毛病天下已无人不晓，越来越失去必要。当然也部分源于我对它的过份偏爱。我本身即是它的一部分，身在其中的人，很难击中同伙的要害。

   它怎么可能没有局限。一方面另一方面……不是评价上帝与魔鬼通用的手法吗。但我想说另外的道理。

   一个事物，如果它的局限出于自身的命定，它甚至可以说是幸运。如果某种局限，是它无法改变或被迫裹于其中，那种无奈才是真正的局限。请注意，我指的是局限。

   我不愿意更多分析朦胧诗人们意识中的政治化、社会化倾向。也不愿意重复被后人认同的艺术上简单化、模式化倾向。不管它是一位资深老人还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甚至是一棵植物，我都希望不是远远地指认，而是连同它祖孙三代，连同它的根与泥土，一并丈量它收缩于时代囚笼中的长宽高尺寸。那才可能是它真正的大小多少。

内部的芫杂与外部的扭曲

   不管早年涌现过多少天才，最初发难，并强烈引领了中国现代诗全局的，只是几位《今天》的诗歌中坚。当他们孤零零冲破一统天下诗坛格局的时候，比起他们的优雅，其它朦胧诗人们还在跟着所谓的时代节拍，像中学生一样恶狠狠地笨拙抒发苦难。

   其实，朦胧诗是一个非常可疑的群体。

   如果为朦胧诗画像，它在画布上可能变成一个尖头散尾的家伙。而它的三维立体图形，则类似一颗慧星。慧核——结实、坚硬、无比优美。而慧尾——则分散、稀薄，无比漫长。

英雄在拥有勇气与力量的同时，必然带有先天的粗犷与浅薄。朦胧诗在获得冲破一统天下的文化格局的同时，遭受了与声望相似的戏弄与尴尬。不管朦胧诗后世的地位多么崇高，在行世当年，它的遭遇却如同危险的囚徒。

   首先，它是一个被群起而攻，并被论敌起了恶意绰号的可怜家伙。更加可怜的是，这个绰号竟广为传播，并一夜间风行天下，迅速为中国公众确认。

   落难的囚徒，在遭到追杀唾弃之际，总是受到心怀正义的美人们的青睐。《今天》诗派倒霉的遭遇，反而激起了文学青年们的广泛追捧。

   今天，从一个批评家角度看，这一过程是一个被过度打击、过度热爱的过程。同时也是一边被崇拜着，一边被过度友好侵入着、过度模仿着的过程。对于一个纯粹诗歌流派的成长，好与不好，都是致命的。

   假设，我是说假设：《今天诗派》冲破时局瓶颈后，能获得一个温和、中性的写作氛围，第一，它的艺术结晶，不会过早地被稀释；第二，它的内部写作与诗艺演变，可能发育得更加合理；第三，如果它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时局，其主力诗人可能不会过早离开母土。

当然，在失去了上述假设的同时，它获得了全部局限。

英雄有多少伟大就有多少疏露

   诗，永无止境。不管有多少优美，是A必不是B。从B的角度，A的全部美丽皆可能属于B的丑陋。

    时间，是世界上最大的否定者。“……时间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自行降落！时代尤物的衰败，并不全是山峰的沉沦，而是由于新大陆的突起……艺术的天色已经大亮。经他们点拨过的蓝天，已学会了自行晴朗。“后崛起”的高原，正向他们的山腰淹没……（我《圭臬之死》）

   事实上，《今天》诗派引领全局的时间十分短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算起，至八十年代中，只有五、六年时间。准确说是1979年－1984年，它的最辉煌时期被迅速翻过。

那是一个诗人产生过快的年代。新诗人层出不穷。

   最开始，过份的高压产生了过份追逐，使《今天》诗派享受了过份的阅读。过份的阅读煮开了诗歌的温度，过高的温度又催生着新的诗人。据万夏回忆：“……1983，我坐在学校的一个石头桌子旁看书。一个同学把一封信拿给我看，是马松的两首诗，我简直看入了迷了……我大笑起来，一个诗人就这样诞生了！”

   朦胧诗这个迅速窜红的群体，并没有享受过长时间的独宠。它的暗淡过程，竟非常迅速。新诗人们在1983年，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在他们眼里，朦胧诗的饕餮大餐，已经失去了味口。

   第三代诗人与朦胧诗之间的转换，几乎可以作为文学史的经典案例。

   朦胧诗的起点非常高，想超越它的后代诗人，还是找到了好办法——“……把极端的事物推向极端的办法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反对它……崇高和庄严只能用‘非崇高’和‘非庄严’来否定——‘反英雄’、‘反崇高’和‘反意象’便成为后崛起诗群的两大标志……它的反对者没能熄灭它。结果，恰是它的果实否定了它，并推进地淹没了它……”（我《圭臬之死》）

   这就对了，英雄总是死于时过境迁，总是死于英雄自身的过于完美与伟大——峻峭、崇高的英雄们最终输给了灰暗、平凡的小人物。而在艺术上，玄奥神秘的意象、象征、通感等手法，让位给了平淡、朴素的大实话口语。

游离于日常经验的深刻病

   尽管在朦胧诗遭受围剿的年代，我在《崛起的诗群》中曾为朦胧诗的本土化意识强力辩解。但说实话，它的主导诗人们西化倾向仍然相当明显。这一倾向基本合理。首先，当年中国新诗可以借鉴的艺术传统过于弱小。其次，西方的诗歌文本与哲学背景过于强大。在中国开放之初，在没有全部演练过外国诗歌那一套之前，没有选择。

   像一位神童，《今天》诗派过于早熟。在他经过漫长的准备期，一举成名之后，却并无太大建树。从公众接受的角度可以说，朦胧诗横空出世的时候，几乎是它的最高点。

   朦胧诗人中，除顾城的后期勃发、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多多，以及连续跨越的王小妮，包括杨炼、后期的梁小斌外，其相当一部分主力诗人的后期写作令期待者略感失望。

   在我看来，北岛、顾城、杨炼等一批大诗人们的后期写作，加入了过多的西方元素。他们早期那些朴素的、生命自身的草根价值，受到了西方汉学界过多的信号干扰，包括暗中的自我牵引。

   在“后朦胧”诗人们平庸、世俗的灰暗口语背景下，得了西方深刻病的朦胧诗主体，在中国急遽演变的时局面前，游离了当年他们与生命氛围息息相关的日常情感，在抽象的世界中越玩越深刻，越玩越孤僻，越玩越冰冷。

像一个半吊子神童，它没有得到充分发育

   幸与不幸的都是，朦胧诗赶上了中国社会一段疯狂的推进期。

   在反封建与反专制的半截高潮后，社会开始了一场实用性的全民工商游戏。西方的生存元素与理念大量进入中国，使中国社会格局出现了极大的不均衡。生存的底线仍在贫穷的温饱线上挣扎，而文化的最前端甚至冲到了西方后现代艺术的边缘。无疑，先锋诗人们又冲到了中国文化新潮的最前端。

   这样的狂飚突进，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便提前收兵。在启蒙主义、自由思想、民主意识还没有充分施展的前提下，一切敬畏，一切准则便开始纷纷溶化与垮塌。在诗歌界，慵懒而不屑一顾的后现代解构者们，过份热衷于花样翻新，使中国诗歌处于一种朝秦暮楚、翻云覆雨的半吊子状态。

   这并不是朦胧诗人们的错，而只是他们命中注定般的局限。假如它有一个漫长、稳定的人文背景，谁能知道这个诗歌潮流会进化到哪个高度。

   假设与我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