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东莞一企业家，他的名字叫县城。我问他，干嘛起这个名，他说，这是他母亲给他起的，希望他以后在县城工作。哈哈，这朴素的愿望居然体现在一人名上，但很容易让人理解。七十年代，对于乡下孩子，县城仿佛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

    我第一次进桃源县城，是“赶脚”跟父亲去的。当支书的父亲组织村里的党员去县城看戏，请了一台解放牌的卡车，拖斗里放满椅子，父亲理所当然地坐进驾驶室，我爬进拖斗，混进大人堆里，摇摇晃晃进城去！桃花源离县城本来才20公里，但那时没有桥，印象中也没有轮渡，于是跑100多公里从常德绕行。到县城剧院，看《宝莲灯》，看“劈山救母”，剧情早忘了，只记得一把大斧把山劈开，剧中人的母亲“惊现”舞台——我对那绚丽的灯光，精彩的舞美赞叹不已！

    稍大，进县城成了一次苦旅。我和堂兄竟然步行去县城的一位远亲家。20多公里路，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简直就是万里长征，经水溪，过桃花源，再过龙坪，再过尧河，再步行数里，终于到了亲戚家。但亲戚家并不在县城，而是县城郊区。我因县城而来，却没有进城，成为我那次“苦旅”最大的遗憾！

    十几岁进县城就成了家常便饭，镇上招聘代课老师，家里人要我去把在县城做零工的堂兄拉回来，我很乐意，天不亮，我就骑着自行车出发了，驮着灰头土脸的堂兄到镇上，天才放亮。堂兄考上代课老师后，没几年就转到司法线上做法律工作者，然后又考上律师，至今干律师十多年了，长期在县城工作，由于不时有专业文章在发表，官司打得好，成为远近有名的律师。

     长大后，我对桃源县城的了解居然是通过沈从文先生的散文。我当兵后，掌管着政治部图书室的钥匙，有空就钻图书室，看到沈从文的书，看到他写的《常德的船》、《桃源与沅洲》，书里写道：

    “桃源县城则与长江中部各小县城差不多，一入城门最触目的是推行印花税与某种公债的布告。城中有棺材铺，官药铺，有茶馆酒馆，有米行脚行，有和尚道士，有经纪媒婆，庙宇祠堂多数为军队驻防，门外必有个武装同志站岗．土栈烟馆既照章纳税，就受当地军警保护。代表本地的出产，边街上有几十家玉器作坊，用珉石染红着绿，琢成酒杯笔架等物，货物品质平平常常，价钱却不轻贱。另外还有个名为“后江”的地方，住下无数公私不分的妓女，很认真经营他们的职业。有些人家在一个菜园平房里，有些却又住在空船上，地方虽脏一点倒富有诗意。这些妇女使用她们的下体，安慰军政各界，且征服了往还沅水流域的烟贩，木商，船主以及种种因公出差过路人。挖空了每个顾客的钱包，维持许多人生活，促进地方的繁荣。一县之长照例是个读书人，从史籍上早知道这是人类一种最古的职业，没有郡县以前就有了它，取缔既与“风俗”不合，且影响到若干人生活，因此就很正当的定下一些规章制度，向这些人来抽收一种捐税（并采取了个美丽名词叫作“花捐”），把这笔款项用来补充地方行政，保安，或城乡教育经费。”

    前些年，我在县城买了房，就在玉器厂隔壁，一有空，我便在大街小巷溜达，试图寻找一些历史的痕迹，但非常失望，一点痕迹也没有。桃源县城并不是没有历史积淀，而是被毁了，因此我很抱怨历届政府官员的失职，时代前进的脚步固然改变不了，但历史文化的遗留应多少保存，一座没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桃源县城因而亦无灵魂，没有灵魂的城市于是对我没有了吸引力。2010年，国庆节，我再次打点行装，告别县城，再次成为北上广的一员，一头扎入珠三角那茫茫的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