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媒体关于H1N1流感的报道很热烈，本人正在加拿大出差，本来随后赴墨西哥开会，也因此取消了。加拿大已经感染了数百例，但在加感受不到任何紧张的气氛。街上基本没见到戴口罩，也没有对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相比于六年前的SARS，我本人的心情也是很平静，享受了一段少有的闲暇时光。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 2003年4月25日晚上10时许，我接到杨建龙副院长电话时的情景。“今天有一个学生宿舍七位同学，六位身体发热，最高者达到38度多”。老杨的声音透着紧张。

 4月20日以来，我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内心已是惶惶不可终日，因为看不到该事件的终点。担心的事情，看来真的来了。

 “先观察隔离，不要急着上报，等我们协商之后，再采取下一步举动”。回了老杨的话之后，就又给司机小康打电话让他来接我。当时，可以第一时间搭出租回学校，可我想留点时间，独自思考一下。

作为校长，校在人在，学生在人在，这倒没有任何的含糊。问题在于，如果感染属实，我面临的后果是什么？疫情扩散，感染者众，作为校长，除按要求防范外，基本是无能为力，这倒也是不必多犯愁；如果SARS真的在我院蔓延，而有同学一旦不甘于被隔离，想办法离校，这就难逃其咎了，这该如何管控？更大的可能，是学校没事，但疫情持续，当年高考无法进行，暂停招生一年，那么作为负债很高、高度依赖学费收入的学校将何以为继？现金流一旦出问题，银行会逼债，即就是学校艰难运作，作为创办人可能会面临出局，我妻子的企业为学院借款和为学院贷款担保约千万元，她的企业也一定会受到连累，只剩下破产了事了。

想到这些，我实在有些黯然神伤，叫来妻子，问她“公司账上有没有钱？”她说没有多少。“你能不能想方设法收十万、二十万的应收款，以备不测？”妻子大概明白了我的意思，连忙劝我不必太悲观，“我主要是担心真有情况，我短期内回不了家，我也帮不上你忙。”看她明白了我的用意，我也故作轻松的掩饰着自己的情绪。

到了办公室，已是十一点多了，刘尔宁书记、老杨、小袁、刘瑾、徐大夫都在等着，我们协商了很久，认为如果报防疫中心，救护车和防疫人员全副武装地进了校园，校内师生反应会比较大，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图虚惊一场；如果校方送同学去医院的话，监护措施的不严密，一旦有问题，接触的人员感染怎么办？

斟酌再三，我们决定用自己的校车送一名温度最高的同学去交大一附院，其他同学在校医务室留观，徐所长带队，车队和保卫处的同志随行。

送走了他们，已是接近凌晨一点了，我一点睡意都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翻书，等候着徐大夫的消息。

大约凌晨四时许，徐大夫的电话来了，声音很兴奋，“肺部没有阴影，可以确定没事”“下一步怎么办？”“交大一附院不同意该同学住院”“最好还是让该同学住院观察吧，免得我们心里不踏实。”

等我睡觉的时候，已是凌晨五点多了，八点多起床后，我又与刘尔宁书记到医务室看那几位同学，温度都不是很高。按着开会安排建立隔离室，大量采购防疫设施等事宜，又与钟院长、刘瑾商讨关于封校的事情，当时教学上面临的困难是许多外聘老师因本校封闭无法代课的问题。

两天之后，几位同学的体温都正常了，徐大夫也反思说，那个发高烧的同学确诊后，马上对同宿舍的同学量了体温，只是有些偏高。可能与量体温的时间与刚刚就餐后有关。有时候是这样的，人们常常是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问题，而不是全部，全面的事情。

随后的一个月里，我住在学校内，却常常要外出办事，中午在街上吃饭，餐厅里空空如也，司机小康问我“胡老师，你不怕公共场所染上病毒”。我哈哈笑了，“西安几百万人口，有几十例SARS患者，所以，我单个人感染的概率约是十万分之一，而我们学院近两万人，感染的概率则是千分之几，显然后者比前者可能性大的多。后者有人如果感染了SARS，我也就差不多玩完了，与我自己的感染的结果差不多，所以我个人并不怕这样的小概率事件。”

个人不怕感染是真的，学院有疫情的可能性也很小了，可心理面，对疫情的发展还是极为关注，因为疫情的发展与学院的生存和下一步工作密切相关。好在随后的日子里，卫生部每天下午四点发布全国当天的疫情数据，我要求院办专人记录，并第一时间给我发短信，我自己还绘了一张表，每天观察发展趋势。

约五月中旬，教育部宣布首次实施的6月高考如期举行，我心里的石头才基本落了地。一场可能的生存危机终于没到来，学院的03年的招生工作如期进行了。

此次H1N1疫情，我为什么如此的轻松，除了上次的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六年来初步建立了战略风险管理体系，财务上、心理上和举措上承受风险与危机的能力大大加强了，我们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