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魂何系？侠意何为？金庸小说将武魂与侠意化为极具魅力的形式，激动了亿万读者的心。然而，“武”与“侠”，决不仅仅是其表现形态上的武功与侠客，它的深层的文化底蕴是征服世界与完善道德的恒久渴望。

  “武”与“侠”不仅是武侠小说中的概念，更是传统文化里的重要概念。在我们的伦理本体型的文化中，以“武”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祈盼。“武”的最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桃源世界。所谓“侠”是目的，“武”是手段，两者在行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来。

  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在文化意识上的特点，即民族的伦理本体和个人的道德自觉；一旦失去了这一点，我们的民族就会失去文化上的凝聚力，就会散乱、堕落乃至消亡。金庸小说把历史上具有一定道德色彩的武功，变成了体现文化理想和道德观念的符号；把儒、释、道乃至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形象地显现出来，超越了伦理说教和道德劝化的层次；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

  如果说，通过武功与武德的关系只是构建了一个道德体系的话；那么，通过人生境界的阐释就使武功进入了文化本体。在金庸小说里，武功绝不是单纯的外在的技击，而是与人的生活经历乃至生命感受密切相关。作为道家文化象征的老顽童周伯通，晚年练成了“左右互搏术”和“空明拳法”；飞扬佻达的杨过在经历了人事惨变之后，悟出了“黯然销魂掌法”。

  其实，这已不是武功，更不是武术，而是人的心灵情感的外向宣泄，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形式。在这里，武功与人的生命相互融透，武功也就因此而升入了文化本体。金庸小说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方面来阐释武功，实际上是借通俗、形象的形式阐释了深刻、精奥的哲理，并使之成为重塑民族文化本体的基本要素。

  关于“武”与“侠”的关系，梁羽生曾说：“‘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其实，这仅是从一般武侠小说写作的角度而论。我们今天读金庸小说，既不会天真地照练武功，也不应该像郑振铎所说的“欲以这种不可能的幻想来宽慰自己无希望反抗心理”，而是应该从中汲取其文化精神。因此，“武”与“侠”都应该成为梁羽生所说的“灵魂”和“目的”。

  事实上，金庸小说就是把两者都作为“目的”来描写的，这与其阐扬文化传统的旨趣是完全一致的。金庸小说通过对侠义精神以及与此有关的文化精神的表现而塑造的大侠形象，为我们树立起了一批文化人格的楷模，对于现实人格的选择和构建有着深远的意义。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主要可以分为三类：民间侠、儒侠和道侠。民间侠的典型代表是萧峰，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客的讲义气、重承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极其符合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论断，他的性格符合孔子的“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仁矣”的论述，他的作为和结局更使他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悲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既现实而又超现实。在实践老庄思想的过程中，他达到了执著现实而又审美超越的人生的天地境界，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赢得了人们的景慕。

  应当说，侠义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合理因素的民族文化精神，起码是一种对黑暗邪恶势力的抗争。正是因为有侠义精神的普遍存在，民间社会的正义力量才得到保证，上层社会也才能从中提升出“为民请命”和“拼命硬干”的精神，塑造出“民族的脊梁”。

  武魂悠悠，侠意切切。然而，民族的精魂是不会消散的，当我们展读武侠小说时，那如痴如醉的感受，有一种回到精神家园的味道。那么，什么是家园？家园就是美，即使有痛苦，也还是美的。但家园虽美，不可永居。也许，只有在我们不仅愿意背负美，也有勇气背负痛苦走向未来，开辟新的家园的时候，我们才能变得健康而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