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勇这篇文字，我读过多次。开始从电脑上，后来从杂志上。不知道，到底想从中品出些什么。只觉得，读一次，心灵就净化一次，心态就平和一次。

感谢上天，没让我经历志勇这样的苦痛。然而，去年的今天，经历的人太多。痛有多深，我知道想象不出。第一时间，志勇就把这篇文字发给他远在成都的朋友，希望对方能从他过来的经历中吸取些什么。他后来说，当时几经绝望的朋友读后很受用。

这几天，雨一直下。我知道雨水的来由。这几天，眼泪太多，天，只好陪着长流。

雨总有停的时候。风雨过后，必是彩虹。如志勇所说：见证了生命的无常，难道还贪恋转瞬云烟的虚荣?亲历了天塌地陷，对猝然临之的纷扰变故，为什么还做不到安然泰定?

这话，不只是说给受过苦难的人们。

痕

王志勇

生活是不能假设的。这是一个常识。我清醒地知道，我自己，一个当年只有8岁的孩童的命运脚本，已在1976年7月大地几秒钟的剧烈摇撼中，被彻底篡写了。

我的胳膊是在转到河南新乡市后锯掉的。当我们作为头一批回唐山的伤员快要登上火车时，送别的站台上，管床的一位姓芦的护士长在别人的搀架下，哭成泪人。她不顾一切冲上前，搂着我的脖子，蹲下身，紧贴我的脸，哽咽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一定看到了蛰伏在一个残疾孩子身上的未来风暴。

站在废墟瓦砾狼藉的唐山火车站，我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颤抖，我的身体在颤抖中瑟瑟缩成一团，上下筛糠。我用目光盯着周围人的脸，极力想搜寻一点惊恐的表情来印证我的惊恐，但在一张张脸上读到的，除了麻木之外，还是麻木。

那是一个地震中刚刚截去右臂的八岁的孩子，从河南新乡乘了两天一宿火车后的错觉。准确地说，是“感觉暂留”。已是酷暑褪去的八月底，天空阴丧着脸，风乍起，含着雨腥味的秋风扬起我右侧空荡荡的衣袖，像是一种不怀好意的逗弄。惹恼一个独臂儿童、让他暗憋一肚子无名火的，有时仅仅是一阵起于青萍之末的秋风。你能把秋风怎样?你能把不怀好意怎样?自打胳膊锯掉后，我对空去了的右侧的敏感更细微了。截肢手术后，我从全身麻醉中醒来，睁开眼睛看见那么多人围拢在病床前，感觉身体的右侧有一股麻苏苏的电流，像一条细若游丝的蛇，钻来窜去。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是：“老姨，我右手的小拇指痒，你替我挠挠。”我当时非常不解，老姨闻听这么点小事，为何顿时泪落连珠子。我以为我的右臂仍在打着牵引。

四十天多天前的蓝光闪过之后，唐山，换了人间。家园在瞬间变成人间地狱。唐山的重建，就是把地狱再次变回人间。四十多天里，我们经历了地动山摇，天塌地陷，生离死别。我截肢后的伤口并没有完全愈合，新乡的医生根据来自唐山的消息说，上海的医疗队还驻扎在地震灾区，如果我们愿意作为头一批“康复”的伤员回家，后期治疗不会比留在那里差。我们感谢新乡人民的无私救助，可心魂深处的伤口到哪里去治愈?我们只想回“家”，虽然“家”已在大地几秒中的震颤与痉挛中夷为平地。回家，其实只是回唐山。

下了火车，我们在车站的废墟瓦砾上等了许久，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有两位教师模样的中年男子意外重逢，涕泪滂沱地紧紧拥抱。一个说：“天不灭曹啊!”另一个说：“两世为人呐!”

这两句话，至今犹存耳畔。我当时并不解其意，日后被同样记得很牢的父亲反复叹赏，长大后才渐渐通晓。

终于，等来了接我们的一辆手扶拖拉机。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说一句话。烧柴油的拖拉机在“突突突”的嘈音中，冒着呛人的黑烟前行。眼前的城市已不能叫城市，脚下的街道已不能叫街道，满目残垣断壁，街边搭着窝棚似的筒易房。我们的心上坠着铅，在剧烈的颠簸中，一点点向着无底的深渊坠着。

缺了姐姐的全家还是全家吗?姥姥已震亡的姥姥家还是姥姥家吗?我们全家无处可去，只能投靠市郊的姥姥家。二哥因在地震中仅受了一点轻伤，没有随我们转院到外地，留在姥姥家。他目睹了自己的姥姥和妹妹下葬的场景。他后来讲，四个当时年青力壮的舅舅在为亲人掘墓时，每挖一锹土，都好像耗尽平生最后一点力气。40多天里，互无音信。我的几个表弟围拢过来，脸上的表情似笑似哭。我冲着大舅家的小表弟有刚说：“我的手没了”。唯一的一次，主动提醒别人注意我的残疾。他坐在一堆干草上，嘻嘻地笑，似乎觉得我是把胳膊藏掖起来逗他玩。“哇!”的一声，二舅家和我同龄的表弟有志上前一把搂抱住我，号啕大哭——二妗子地震中也被砸死了。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孩子的哭声让在场的大人们，瞬间眼泪决堤。

我们毕竟活着回来了。

     三舅是姥姥家最后一个出现的亲人。见到我，老半天，他的目光仿佛就焊在我的脸上。他一言不发，若痴若哑。他的神情让我有些害怕，我歉然地望着他，犹如做错了事。我明白他为什么那样看我。

正是三舅，最先从废墟里钻出来，和大舅、二舅扒出老舅，扒出姥姥家的其他亲人，留下二舅和老舅善后，赤着脚，手持撬棍，和大舅从姥姥家哭嚎着，一路飞奔向我家寻来。房屋坍塌的景象惨烈，沿途的参照物大异其貌，他们只能凭着自己的直觉找。两个哥哥从废墟里披伤挂血地钻出来，正面对被埋在瓦砾堆中的父母和弟弟束手无策，见到两位舅舅，真好比天降救星。在大哥的指点下，三舅看准位置，奋起神勇，独自一人掀掉挤住父亲的那张水泥预制板。父亲得救了，接着救出的是头部被砸了一个大窟窿的母亲，最后是我。

三舅确是具有神勇之人，而且文武双全，童年对我影响最大，是武术家王荣昌的入室弟子。雨天的日子里，不教武术，就给我们讲《水浒》，在我的性格中最早播下尚勇、侠义的种子。长大后，读这部名著，记忆中蹦出来的字，一句句印证着书中的段落，才恍然当年他是背下了整套书。地震前一个月，我和两个哥哥也在三舅的引领下拜在那位年近古稀，依然精神矍铄的武术家门下。每天清晨四点半，我们要准时起床，5点钟，到达胜利桥北边小树林里的一块空场，和几位师兄师姐，一起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习武。六年以后，《少林寺》风靡神州。学校包场只能够订到早场票。银幕上出神人化的武打场面，勾起的是影院里一位少年锥心泣血的疼痛。黑暗中，我无声地吞咽着滂沱的灼泪。

自打我截肢，他不再给我讲《水浒》，也不再练武功。他曾认定我有武术天份。我致残以后，他有空就给我烧核桃、砸核桃吃。有一天，他又从柴禾堆的灰烬里拨拉出一个冒着烟的核桃，找了一块石板，右手握一柄鹤嘴锤，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捏着发烫的核桃。我蹲在一边看。当时一位远房亲戚目睹此景，在旁边悠悠地说：“你现在给他砸核桃，他将来却没法给你砸核桃。”我抬起头，狠狠地剜了那人一眼。

若千年后，老姨告诉我，当时三舅闻听我截肢，在野地里独自一个人打着滚儿地哭，“他恨不能把自己的胳膊锯下来，安在你身上。”若干年后，愚笨的我才想到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舅舅尚且心疼我若此，父母呢?他们背地里，该偷偷咽下过多少撕肝裂胆的泪?

塌下来的天，还得一块一块地补；劫后余生的日子，还得一天一天地过。在九月末，我们迁回市区，在救援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搬进了砖头压油毡的简易房。简易房的的确简易：劈柴棍子做檩，秫秸做笆，再上层笆泥、抹层沙灰，就拢起了一家人。为了防潮，大哥找来装过水泥的废弃的牛皮纸，抖净裁好，转圈儿糊在墙壁上。残疾足以造成一个本该在外疯跑的孩子的白闭。我不甘寂寞，将一方皱巴巴、印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的手帕，铺展开来，捏一支圆珠笔，在墙上的旧牛皮纸上临摹。墙体原本凸凸凹凹，一笔下去，笔道没留下一划，纸先被笔尖戳了个小洞。我小心翼翼地画着，身心投入，就像当年在敦煌莫高窟中的张大干。“壁画”跃然墙上：头带月牙金箍圈、腰扎斑斓虎皮裙的齐天大圣，正手持如意金箍棒，奋力砸向举剑相迎的白骨精。没有一个外人相信那是一个改用左手执笔的孩子所为。我只能说，上帝怜恤我，在一颗孤绝的童心里偶洒一滴甘露，注入信心，帮了我一下。

 街道居委会开始挨家挨户地登统伤亡人口。我姐姐“王艳玲”的名字从我家的户口簿上被注销了。他们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传达地震预报。每次预报的时间越来越“精确”。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预报说下午三点有大地震，让各家各户作好防震准备。有啥可准备的?那一回，照例是“谎报”。下午很晚的时候，上午通知预报的人从路上走，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孩在那人的身后喊：“你不说的三点有地震吗?三点已经过了。”预报人回头看了那孩子一眼，没理他。那孩子接着继续拖着长腔儿喊：“你不说——的三点——有地震吗?三点——已经——过——了。”预报人走的没影儿了，拖长腔的孩子骑在一截木头上，敲打着一件东西，不厌其烦地把这两句话当成歌词，在阒寂的下午，自编曲韵唱了很久，很久。地震中，他的妈妈砸死了，爸爸成了酒鬼，哥哥成了小偷。

  1976年的冬天格外冷，家家檐前悬吊着粗壮的冰棱，如透明的胡萝卜。入冬之前，写在墙上的“按既定方针办!”的红色标语已被涂覆。人们知道，熬过这个冬天，天，就开始暖和了。

人到中年，我常常思考，对命运，到底是应该说“不”还是应该说“是”?抗争需要勇气，安时处顺需要阅历，而分清这两者，则需要智慧。大地震，对我来说，就是第二次生命的源头，我经常回溯它，观想它。作为一场夺去我的亲人和那么多无辜生命的自然灾难来说，它无疑是应该诅咒的，但作为人生轨迹的一个转折点，它更应该是一笔财富；直到今日，我常常逼问自己：死过一次，何惧再生?见证了生命的无常，难道还贪恋转瞬云烟的虚荣?亲历了天塌地陷，对猝然临之的纷扰变故，为什么还做不到安然泰定?

大道多歧，人生实难。活着，无论对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在大学毕业后自愿从事残疾人事业，这是我内心激荡着人道主义情怀的必然选择：一个人的痛，融入到无数人的痛之中，才能最终完成对痛的超越与升华。

诗人翟永明说：生者是死者的墓地。愿我在地震中遇难的亲人在天上，和星辰一起俯视我，—如我在地上从未停止过对她们的怀念。

注：我看志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e881400100amk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