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癖大师倪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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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 1352年作 倪瓒写照 立轴
元代著名山水画家倪瓒(字元镇,号云林)被尊为元代四大画家之一。他的绘画艺术是中国文人画史中的典范与巅峰,明清以来对其艺术及美学思想的研究不绝于缕,民间并以“有无‘倪画’来分清浊”,明代著名书画家理论家董其昌更在评论元代四大家时以“倪黄”(黄公望)排序,可见其在美术史中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令人意外的是,倪云林在生活里却是一个洁癖狂。他爱干净的程度,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
倪家的厕所,便坑中间填满了雪白的鹅毛
要谈他的洁病,我们不妨先从一件“不洁”的事情谈起,那就是上厕所。中国人对于拉撒之事,很少讲究,历来只在乎“方便”,并不重视卫生条件,便是到了今天,我想大多数人对于传统厕所的印象还是鲜明得有些触目惊心,甚至时有体验。在古代中国,绝大多数人家的厕所,多是一个简单的露天蹲坑或移动粪桶而已,但倪云林家的厕所不一般,是名符其实的卫生间,设计也很有创意。按照《云林遗事》的记载,倪家厕所是一座高楼建筑,楼下设有木格组成的箱体,中间填满了雪白的鹅毛,
“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而且还专设一仆童在旁,以备随时移走秽物,这样倪先生既看不到秽物也嗅不见秽气,想来这个厕所的设计真是既诗意又浪漫,既巧妙合理,可容不得深一步细想:若是某一天倪大人吃坏了肚子,又赶上有风的天气,逆风飞溅的秽物,会让楼下侍厕的仆童情何以堪?
从某种程度讲,倪云林的洁癖,貌似一种摆谱的富贵病。倪家是无锡当地有名的富户,特别是到了倪瓒的祖父倪椿和父亲倪炳一代,家业兴隆昌盛,“富甲一方,赀雄乡里”,加上他的长兄倪昭奎是当时道教的上层人物,在当时享有种种特权,因此有政治保障的倪家,除了有钱还是有钱。倪瓒兄弟三人,他排行最小,虽说父亲早丧,可家资殷实,上面又有兄长罩着护着,因此滋养出他能花钱,爱享受的毛病。当然,倪云林是有名的风流雅士,钱也因此花得很有品味。家中单是供他娱乐的就有“清秘阁、云林堂、消闲仙亭、朱阳宾馆、雪鹤洞、海岳翁书画轩斋”等不同风格的高档建筑。这些建筑不但构造精巧,布置奢华,而且卫生条件一流:清必阁铺设青毯,雪鹤洞铺设白毯,此外特备有专用高级丝制拖鞋,客人必须换鞋才能进入。
客人一口痰,害死梧桐树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说倪云林的洁癖都是钱烧得慌的缘故,他真的有病,用现代医学术语解释,那就是强迫症患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不断强迫性地清洗、检查及排斥“不洁”之物。史书上记载他“盥濯不离手”,洗个头,他竟夸张到要换水数十次,穿个衣服,也要不断地拂整,反复数十次之多。而最有意思的是,他不但对自身卫生条件要求苛刻,但是自家园林里的树木和石头,他也不放过,每天都要求侍童洗拭几遍,以至于“苔藓盈庭,不留水迹,绿褥可坐”。如果树下有落叶怎么办?不能去拣!因为
“恐人足浸污也”。他给出的解决办法很有创意,那就是在长竿一头缀上一些绣花针,然后远远地扎住,再挑出来。
而最能说明他这种病症的,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洗桐”故事。说是有一次倪云林留宿客人,心里一直焦虑客人是否会吐痰,因此不断出去探听动静,折腾了一晚上,终是听到客人一声咳嗽,心里大是紧张,待客人走后,急令家僮四处寻找有无秽污。家僮遍觅不得,又怕他发飙,就瞎指着一个挂着晨露的梧桐叶,说是指到的唾痕。倪云林马上命人剪去那个梧桐叶,并要求扔到十里之外,方才感到安心。后来大概还是觉得心里有些阴影,便命人不断用水浇洗这棵桐树,大概是浇洗得太过频繁,以至于后来竟把这棵桐树给洗死了。
两桶泉水,前桶煎茶因之甘甜,后桶洗脚,因恐仆人担水的时候放屁污染了味道。
正如故事里所讲,倪的洁病,更多是缘于一种近乎可笑的心理偏执。譬如他要喝茶,仆人辛辛苦苦从山里挑来的泉水,他只用前桶煎茶,后桶的则用来洗脚。大家不解其意,问其原因,他的理由是后桶的泉水可能已被挑水的人的屁所污染。对于他的这种无伤大雅,甚至能增加文人情趣的洁癖,大部分人多是一笑了之,朋友也多是理解,他的好朋友周南老每逢他去造访,总会命人先进行一场仔仔细细的家庭大扫除后,才会开门迎纳。
当然也有看不惯的,或者故意和他过不去的。譬如当时有个名医葛仙翁,大概本着医生的兴趣和自信,想寻机治治倪瓒的毛病。有一回倪瓒的老娘病了,要请葛大夫前往诊治。葛仙翁一看机会来了,先是要求倪云林派来他心爱的白马前去迎接。那天天下大雨,满地泥泞,葛仙翁又故意使坏,在泥水坑里乱踩,因此到达倪府时,连人带马,都已经脏得一蹋糊涂。葛大夫还觉得不过瘾,又要求参观一下清秘阁,清秘阁是倪瓒的最爱,一般不示外人,可他救母心切,自然不能拒绝,结果泥猴一样的葛大夫,鞋也不脱,衣也不换,直入阁中,咳唾狼藉,古玩书籍翻复殆遍。遗憾的是,葛仙翁不懂现代心理学,不知道采用系统脱敏疗法、认知领悟疗法、满灌疗法等科学的医治方法,只是简单粗暴地采用了这么一套自以为是的恶心疗法,自然疗效很差,带来唯一的结果,就是受此强烈刺激的倪云林,终生不再登上清秘阁。
与这些肉体上、行为上的洁癖相比,倪云林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在精神上的洁癖。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代文化就是一种提倡文化洁癖的极端完美主义的文化。于是,在文人眼里,洁癖不再单纯是一种医学意义的疾病,而更多成为一种文学意义和精神层面的隐喻。
文人愈发骄傲自己的毛病,那些病态的,可怜的行为也随之被美化,被升华。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倪瓒为何看到客人长得难看时,敢赏上一顿耳光,并言之凿凿:“面目可憎,言语无味,吾斥去之矣!”还有,就是当他被张士信这样的得势权贵羞辱挨打时,竟会一声不吭,因为他可怜的心理支撑,只剩下这么一句貌似高洁的话语:“出声便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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