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庞德与中国文化

——和学生聊庞德意象派诗歌兼作答

因为前几天和几个学生聊起意象派诗歌的话题，谈及了庞德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话题，老愤青在广泛参阅的基础上写成此文，目的是简要梳理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的儒学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主要介绍一下美国现代派诗人兼学者庞德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儒学著作的翻译及其在他宏篇巨著《诗章》中的运用，从中可以看出庞德一方面把中国古代文化看成是他思想和艺术追求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又把孔子的儒学看作拯救西方的一剂良药。庞德一生致力于把中国古代文化介绍到西方去，让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传播，使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大放光彩。

一、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大约从10世纪初年起，欧洲人通称中国为“契丹”（Cathay），把中国人叫着“契丹人”（Cathayan，Cataian）。到了中世纪，欧洲出现了各种航海游记。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得益于马可·波罗的游记。但被欧洲人看成富有智慧的中国的儒家思想，则是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由利马窦传入欧洲的。据艾儒特在《太西利先生行迹》上记载：“利马窦曾将中国《四书》译为西文，寄回本国，国人读而悦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原。”到了1661至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以后又多次再版，并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法文节本和英文节本也陆续出版。译本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整个西欧都能听到称颂中国的声音。他们对中国最感兴趣的，还是孔子的儒学思想，对孔子这位圣人特别赞赏。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在他的《哲学词典》（Dictionaire Philosophique）的“中国”条目下，这样说道：“他（孔子）探索思想，一点也不狂妄。 / 并为人类揭露了理性之光：/ 他是作为哲人而立言，不是先知…18世纪30年代，法国出版了一部由杜赫德所写的关于中国的大书《中国通志》，不久就有了英文版。18世纪后半叶英国著名的文坛盟主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有可能曾经翻译或审校过这本书。该书在总结孔子的学说时，有这样一句话：“他的整个学说的倾向，是在于宣扬道德性，并使人性恢复到它原有的完美状态。”约翰逊的思想和孔子的哲学有相近或相似的地方，我们虽然找不到孔子直接影响约翰逊的证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因为他在1749年发表的《人类的虚荣》诗中，一开始就这样说：“要用远大的眼光来瞻顾 / 人类，从中国一直到秘鲁。”《赵氏孤儿》是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伏尔泰对它进行改编后，名之为“孔子之道”。而在著名演员谋飞（Arthur Murfur）改编的该剧的序幕中，则有桂冠诗人怀特海的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几句：“今天晚上，我们诗人附着老鹰的翅膀，/ 为了搜求新颖的品德，飞往日出的地方，/ 从中国的东海之滨给咱们英伦人士 / 勇敢地带回了一些孔子的道理。”从1760年3月到1762年，英国作家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1730—1774）假借一位初到英国的中国人写信回家，谈他对英国的印象，共写了120余封，后结集出版，题名为《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这就是英国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中国人信札》。该书第7封开头有一个小序，说“这封信的绝大部分好像只是借用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语录。”尽管这些信的材料庞杂，许多内容与孔子思想没有多大关系，但其中也有一些孔子的道理，如“我们要恪守中庸之道，既不是无动于衷，也不宜悲伤自损”等。

以上提到的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作家或学者，除了利马窦，都是通过第二、第三手材料来进行研究的。由于他们根本不认识汉字，因此对孔子儒学思想的理解就存在着不小的误差，也很不全面，他们只是对孔子这位东方圣人及其思想佩服得五体投地。杰出的梵文学者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对东方语言很感兴趣，他在二十一岁时接触汉语，随之就对孔子和儒家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始终对孔子表示景仰。他曾拟订计划准备翻译《诗经》全文，直译《论语》，并且还要正确地节译中国的民法和刑法。尽管他的生命短暂，未能完成自己的计划，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偏差，但是他的翻译跟以前的译本相比，明显地准确多了。由此可见，对汉语即便是一知半解，也比目不识丁高出一筹。从这个角度看，琼斯算得上是英国第一个真正研究过汉学的人。

在美国，爱默生（Ralph Emerson，1803—1882）和他的超验主义朋友们博览群书，努力去了解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爱默生通过自己的阅读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843年，他阅读了戴维·科利所译的《中国古典：通称四书》。1867年，他又阅读了詹姆斯·莱格译注的《中国古典》，并在他的日记中摘录了数条“四书”语录。在他主办的超验主义刊物《日冕》（The Dial）上，另一位超验主义者梭罗（H.D.Thoreau，1827—1862）协助他开辟了《伦理经典》专栏，前后共刊出孔子的语录四十余条。梭罗的代表作《瓦尔登湖》，其主题思想则完全可以用《论语》中的话加以概括：“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直接引用了“四书”中的语录达十余次，把儒家思想融会到了他的传世佳作之中。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几百年来一直受到西方人的青睐，西方的大学者们都在研读中国的“四书”。但有一点却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20世纪以前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四书”的了解十分有限，不很全面，甚至不到位。

到了20世纪，通过庞德的翻译和运用，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达到了最高峰。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是20世纪西方杰出的诗人兼学者，他花了半个世纪的心血创作的《诗章》（Cantos，1915 ~1970）是美国现代派诗歌的丰碑，也可以说是一部人类文明史的浓缩。由于他翻译出版了不少中国古典作品，并在《诗章》中大量运用了儒学和中国诗学，因此他被Ｔ．Ｓ．艾略特夸奖为“我们这个时代中国诗的创造者”。正因如此，庞德倍受中国学人的敬仰。能够把东方文化翻译出来并揉进自己的伟大著作中的西方学者兼诗人，极为罕见。他把世界文化知识都看成是他的思想的组成部分，没有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看低东方文化，实在是难能可贵。如他所说：“西风 / 东风 / 这液体肯定是 / 思维的一部分 / 不是象征 而是成分 / 在思维的构造里。”而且，他还把东方的中国古代文化比喻成“杏花”，努力将中国古代文化之花原汁原味地带到西方，并在《诗章》的第十三章（即“孔子诗章”）中发出了这样的誓言：“杏花  /  从东方吹到西方 / 我一直努力不让花凋落。他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以至于说出“整个意大利你连一盘中国菜也买不到 / 这就要完蛋了”。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的唐代历史一无所知，庞德便称他为“傲慢的野蛮人”。当然，他这样说话也偏激了点，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化在庞德心中的地位。以下简略论述庞德对中国古诗的翻译和他在诗章中对孔子儒学的运用，看中国古代文化是如何通过庞德传向西方的。

二、庞德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翻译

作为20世纪最博学的学者之一，庞德对中国文化的魅力应该早就从前辈的著作中有所领略了。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真正崇拜，则始于1913年。一位在日本东京大学任哲学教授的美国东方学家费诺罗莎（Ernest Fenollosa）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将他研究中国文化的遗稿交给庞德整理，庞德一下子就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所迷住了。那时他还不懂汉语，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都是通过费诺罗莎的注释来完成的。但他凭借自己的悟性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从一百五十首中国诗歌中，精选了不到二十首，翻译整理出来，形成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那就是1915年在伦敦出版的诗集《华盖集》（Cathay， 也译作《中国诗抄》、《中国》、《华夏》、《神州集》等）。这本书译笔流畅，优美动人，大体上忠实原文，因而很受欢迎，影响巨大，使欧洲出现了一股中国热，而且还形成了对西方诗坛颇有影响的意象诗派。该诗集命名为“Cathay”，在西方人眼里，更让充满智慧的古老的“契丹”魅力无穷。艾略特甚至评论说：这本书是“二十世纪诗歌的样板”。《华盖集》共收古诗十九首，其中包括《诗经·采薇》，汉乐府中的《陌上桑》，绝大部分则是李白的诗。在今天看来，庞德对中国古诗的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翻译。由于他不懂汉语，因而对中国古诗的理解就有一定的偏差，而且在某些地方还有一定的创造性翻译。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庞德是在一边翻译一边创作。难怪艾略特会说出庞德是“中国诗的创造者”这样的话来。如李白的《长干行》中“郎骑竹马来”，被庞德译成“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playing horse”。即把“竹马”误译为“高跷”；他又把其中的“五月不可触”译为“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把春意阑珊、令人感伤思春的五月说成是“你已经离开五个月”。有时他把好端端的一句诗分割得七零八乱，如把李白的“惊沙乱海日”译成“Surprised, desert turmoil, Sea sun” (惊奇，沙漠的混乱、大海的太阳)。有时他干脆即兴创作，如把刘彻的“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译为“And she the rejoicer of the heart beneath them (leaves):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 (给我欢乐的她在落叶下：一片湿叶沾在门槛上)，这最后一句纯粹是庞德想当然地添加上去的。然而，正是由于他用西方人的审美标准来阐释式地翻译中国古代诗歌，西方才出现了中国热，意象派才成为一个影响巨大的诗歌流派。一直到后来，中国诗歌对庞德的影响都可以从他的诗作中找到痕迹。

《华盖集》的成功出版和带来的影响，使庞德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兴趣更浓。1928年他翻译出版了《大学》；1935年整理出版了费诺罗莎的遗著《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他的巨著《诗章》的第五十三章到第六十一章，也就是著名的《中国诗章》，于1939年出版。在这一部分诗里，诗人把中国历史从尧舜到雍正按年代顺序拉了一遍，简述了自古代到清代乾隆帝时的中国历史，表现出诗人渴求天下大治的愿望。尽管这部分写得不很理想，但材料来源清楚，线索整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将《大学》和《中庸》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1947年，庞德翻译出版了英文本《大学》和《中庸》。1954年，翻译出版了《诗经》。另外，他还翻译了《论语》和《孟子》。《诗章》被称为是诗人1915年之后的思想日记，他几乎把所有的人类文化都包含进了这部思想日记之中，其中除上面提到的有关中国文化的部分外，还有第十三章援引的是孔子关于“秩序”的论述，第四十九章引用的是中国古典诗歌与古代舜王时的《卿之歌》，第五十二章为《礼记》的意译。1955年出版了《掘石机诗章》，该书的主要材料是中国古代文化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庞德一生中几乎涉猎了所有的中国古代文化。

三、庞德在自己的巨著中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运用

1945年，庞德由于政治原因在意大利被捕的时候，正在研究和翻译中国古典著作《四书》。他来不及带别的东西，唯一带在身边走进监狱的东西，就是《四书》的英文译本和一本中文词典，由此可见，他对中国文化已经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在监狱长达半年的时间中，一直跟他形影不离的就是孔子的书。可以说，他把《四书》看了成为跟西方的《圣经》一样伟大的上帝之言了。他被关在铁笼子中，失去了一切自由，成了“日落西山”的落难之人。他眼前所能看见的是离比萨城不远的一座山，于是他就把这座山称为是有东方圣山之称的“泰山”。而且，在他的《比萨诗章》中，“泰山”二字反复出现数十次。他在西方的国度里失去了自由，成了阶下囚，但锁不住的是他的思绪和他的反思。由于他很博学，这样的时刻正好用来进行诗歌创作。他面临着被判处死刑的可能，在极度痛苦之中，经历了深思熟虑之后，凭借非同一般的记忆，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比萨诗章》，即庞德倾其一生所写成的《诗章》的第七十四到第八十四章。这部分诗章的魅力，一方面在于诗人用拼贴艺术的形式，把不同的文本和声音并列在一起而无明显的联系，而诗人个人的声音就夹在许多声音之中，以此来表露个人强烈的情感。另一方面，《比萨诗章》还打破了美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传统划分，把经济学理论、各种历史文献、法律文本等材料都写进了诗中。对一般人而言，身陷囹圄，必定倍感寂寞，孤苦难熬。但是对庞德来说，正是由于身边有中国的《四书》，他这个“日落西山”的人才感到：在“阳光下，风踏着树精的脚步而来  /  孤独者啊  /  从不孤独。”他把自己比喻成埋在雪崩中的钻石，永远都不会消逝。“日落西山的人 / 钻石将不会在雪崩中消逝！”

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整个西方陷入一片瘫痪和精神荒芜的状态，西方人的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摧残，对西方的一切都非常失望。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当幸福的乐园失去的时候，人们就要去寻求拯救，重新回到伊甸之园。庞德对中国古代文化感兴趣，就是因为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净土。他对孔子及其思想发生兴趣，是他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非常完美，完全可以当作振救西方的一剂良药。于是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中国古代文化和孔子的思想或者他所理解的孔子的思想带到西方。

首先，庞德把单个汉字用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展示中国字的魅力，引起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注意。他对单个汉字的理解，用的是“拆字法”。比如，他对“习”的理解是“学而见时光之白翼飞驰而过”，因而感到“这不是我们的快乐吗？”这就是他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理解。对“显”的理解，是看到了这个字当中的“日”和“丝”，于是他就把各国文字当中有关“创造”和“光明”的字词联系在一起，象意大利语的“Virtù”和拉丁语的“lumina”。在他看来，“莫”的构造是人的自大把光明之源遮蔽了。 “志”为“志向所指，若心之士”。 “口”为“太阳——神之口”。 “旦”为“闪耀的黎明在茅屋上”。他认为“法”是由“水、土和人的二头肌（肱）组成，因此法由自然。”

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相当熟悉。当他思考某个问题时，脑海里马上就可以出现中国古籍中的某些词句。如在第八十三章，当他写到“劳作别太过分”时，他脑中立刻浮现出中国“拔苗助长”这个典故，并在诗稿上手书“勿 助 長”三个汉字，并特别指出其出处在“公孙丑章”。他呆在监狱中的铁笼子中，抬头仰望，见电线杆上站着三只黄鸟婉转地歌唱，就觉得那三只站在电线杆上的鸟构成的画面犹如五线谱上的三个音符，同时又想起了《诗经》中的《佼佼黄鸟》那首诗，于是在诗稿上竖着写下“黄 鳥 止”三个汉字。当他描写到“雨敲击着，闪耀着长石的颜色 / 蓝如佐阿利海岸外的飞鱼 / 平静， 水   水 ”的时候，脑海中马上出现了《论语》中的诗句“知者  /  乐水   /  仁者乐山” 。再比如，他仰望着天空，看见猎人座与天狼星，顷刻之间就想起了汉字中的人和狗。

    其次，庞德对孔子儒学思想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几个汉字上。 首先一个汉字是“诚”。他认为这个字是孔子伦理思想的主要成分。诚的意思为：说过的话，承诺过的事，必须取信于人而设法完成它，因而要求人生来就要做到言行一致，诚恳、诚实和忠诚。他在诗中这样写到：“太初有道 / 圣灵或至道：诚 ”。而孔子“诚”的确切定义，首先传到意大利艺术保护人西格蒙多那里，再传到罗马郊外的一个教堂，一直往下，“直传到我们的时代 / 神话的帝王”。他觉得：

“诚”这个字已造得

完美无缺  

献给国家的礼物莫过于

  孔夫子的悟性

  那个叫仲尼的人

述而不作典籍

“唯有天下至诚，方能尽其性。”此句源出《中庸》的第二十二节，接下来的两句是；“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这表明，庞德已经懂得，至诚能充分发挥人的天赋能力，能推动自然万物的演变。他还教育自己的孩子，宁可不要其他东西，也要有一颗诚实的心：“我的小女孩，把传统延续下去，可以有一颗诚实的心，而没有出奇的才干。这个字是如此的完美，庞德对它情有独钟，他甚至在《诗章》的扉页上印了个大大的“誠”字。

庞德认为孔子理论中第二个重要的汉字是“中”，并在诗中三次手书“中” 。中即中庸，是不偏不倚、无过和无不及的态度，是孔子认为的最高的伦理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觉得只要坚持中庸之道，西方的一切矛盾都可得到解决。但是，西方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他持怀疑态度。

由此可见，庞德感到当时西方政府已经不得民心，世风日下。他真诚地希望西方统治者能够学习中庸之道，重新建立西方的精神家园。在第七十四章，当他谈到西方的经济立法和法律所造成的祸端和民怨等的时候，紧接着引用了《中庸》当中的一段话：“尧立舜为主 / 舜抓住极端与相反 / 持其中正道 /  隐恶以新民 / 得一善则紧紧抱住”。这是对原句“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择其“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的转述。庞德认为，统治者立法，必须以“中正”为法度，惩恶扬善，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像中国古代那样繁荣昌盛。一个政府在治理国家时，可能会对各种制度做一些调整和变化，但应该万变不离其中（宗），应以事情所遵循的居于中间的某个尺度为标准。因此，他这样写道：“社稷整治 / 尽管不畅，却为 / 事物遵循之某种水准 / Chung 中 / 居之中 / 不管垂直还是水平”。到了《比萨诗章》的末尾，诗人从精神惘然、意志消沉中走了出来，变得神志清醒、意志毅然、信念倍增，他高声唱到：“---对此我们顶礼膜拜，表现出了他昂扬的气概。”

庞德感兴趣的第三个汉字是“仁”。这个字在中国文化中，是最深入人心的一种伦理观念，是和善、慈爱、同情等情感的代名词。在《诗章》的第五十五章，庞德讲到唐代一位贪官事发之后被处死，他就手书了十三个汉字插在这个故事之中：“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在第八十二章，庞德则写了一个很大的“仁”来突出“以创造更丰富的人性”这个句子所表达的含义。他还把自己看成是个“仁者”，并在第八十三章的诗句中写下《论语·雍也第六》中的儒学名句“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原语中接下来的几句是：“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由此可见庞德对“仁”的理解是很深刻的。他被关在监狱之中，只能看到不远处的一座被他叫做“泰山”的山。没有行动自由，自然是过着静止的生活。因此，他觉得这句儒学名句正是对他自身的写照。

庞德感兴趣的另一个汉字是“道”。我们知道，孔子曾说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他用析字法将“道”解释为：“过程，足迹，足带着首，首指挥足，在理智的引导下做有秩序的运动。”道就是一个民族内部人民的要求或制度。在第七十八章，为了说明“如果它（钱）在一个制度里 / 以完成的工作为基础，以人们的需要为准绳  / 在一个国家或制度里，按照使用和磨损的程度 / 定量消除 ”，庞德在诗行旁边手书一个很大的“道、”字。这个“道”就是指准绳，即人们的需要。庞德以为， “凡事有始有终（末）。知 / 先 後 /  则有助悟道”，这是对《大学》中“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阐释。“风亦属道”、“雨亦属道”，自然事物违背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则必然会走向衰落。但如果表里不一，故弄玄虚，看似有道，实际则背离常道。因此，他在第七十四章引用了《中庸》中的名句：“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在诗章的第八十九章，庞德重申了他的中心观点：了解历史 書  / 經 即知善恶之分 / 知道该信任谁 / 此人就能受益”。并在其中写了自撰的汉语：Ching hao (经好)。这充分表达了他用儒家思想重建欧洲的理想。

    四、结语

近几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不断传播，并在庞德的手里达到了最高峰，使中国古老的文化在西方大放异彩，使西方的有识之士了解到了中国古老的优秀文化和光辉灿烂的儒家思想，让我们这些炎黄子孙都感到脸上有光，激起了我们的自豪感，也让我们对这些崇拜并翻译运用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肃然起敬。庞德这位有巨大影响的诗人兼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如此感兴趣，创造性地理解翻译并在作品中引用和运用了那么多中国文化知识，把孔子的儒家思想看成是拯救当时瘫痪的西方的一剂良药，在西方文化界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当我们对这一点有所了解甚至研究之后，必然会促使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认识。或者可以这么说，那必然会促使我们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我国的文化传统并从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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