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忆我的1990年时，我就想把2000年、2010年、2020年这几个年代的元年也都写一下，形成一个系列。但是写完前面两篇后，无论怎么搜索枯肠，都感觉2010年没有什么记忆深刻、值得一写的事情，只好省却这一年，直接跳到2020年。这样一来，就有些缺牙漏齿的感觉，有碍观瞻。

     说到2020年，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会对它记忆深刻。这一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年，但我们至今尚未走出疫情，还在遭受着疫情的折磨。

     这年初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首先在我们大武汉肆虐。

     对于新冠，我们都经历了一个由轻视到重视再到有些恐惧的过程。

     早在2019年12月底，大家就从新闻中得知了武汉主要是汉口一带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这么一种新的疾病，但我们都觉得那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事情。后来又听说这个病“暂未发现人传人”现象，以及主要是感染老年人，青少年很少感染等，让大家都没怎么把它放在心上。元月十几号，也就是在武汉宣布封城的前个把星期，我们湾子的人还在酒店举行了吃年饭活动。没想到，形势发展得这么快，仅仅过了几天，到了1月23日（腊月二十九），武汉就封城了。从此，中国开启了全民抗疫模式，且一直持续至今。

     就我个人来说，这一年，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战疫情，一个是调整工作岗位。

     2020年元月底到四月底这三个月，是武汉疫情防控最紧张的阶段，也是我在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属于基层单位，一开始对疫情的严峻形势还认识不够，只是按照上级的要求，腊月二十九这天大家都还在上班。但到了除夕（腊月三十），只有班子成员和科室负责人在单位坚守，一般工作人员还是自己放假休息了。除夕到初二这三天，我在家过了个“三朝年”。但从1月27日（正月初三）单位通知所有人正常上班起，一直到四月底，这期间便再也没有休息过。

     我家离单位有6公里左右，我每天骑着自行车早出晚归。封城期间，路上空荡荡的，特别是有时晚上加班，回家路上看着寂静无人的道路和路上昏黄的路灯，多少还是有点异样的感觉。

     在那三个月里，我日夜连轴转，经常加班、值班，每个星期最少有两个晚上在办公室沙发上过夜。尤其是二三月份最紧张的阶段，开发区疫情指挥部经常晚上开会，开到上十点后，我要连夜把会议纪要搞出来，第二天早上发到干部手里。从起草到送审、签发，再到翻印、装订，往往一搞就到凌晨一两点。这三个月里，为开发区党工委会议、疫情防控指挥部全体会议、防控工作例会等50多场次会议做好了会务工作，起草、制发、编发各类文件、材料100多份（期），为保证开发区党工委的决策部署、开发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各项政令及时下达，指导和推动开发区疫情防控工作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我在这期间的工作，也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在我离开管委会，回到庙山产业园后，领导在确定工作人员2019年度考核等次时，还把我定为优秀等次，使我取得了第五个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前四次为2010年至2013年，连续四年被评为优秀等次，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后来的2014年，领导为了平衡一下，让我搞了个区级文明家庭，把这个优秀等次的名额调整给了其他人）。

对于疫情，我一直很淡定。那段时间，每天照常骑车上下班，即使晚上加班到上十点回家，也觉得稀松平常，没什么可怕的。特别是封控期间，我家从不参与跟风抢购、囤积生活物资。家里的蔬菜吃完后，我们就把平时存放的陈腊货，如花生米、枯蚕豆、干豆角、干萝卜丝、干香菇、木耳等等全部找出来当菜吃，硬是撑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后来的几次封控，我家也一如往常，从来没有抢购、囤积生活物资。现在，疫情放开后，大家都在抢购连花清瘟胶囊、布洛芬等感冒药、退烧药，据说药店里都断货了。到目前为止，我家仍然没有去药店买过一盒这类药品。不过，这次不同，等附近的药店进了货后，还是要买一点的。或迟或早，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被感染上。

至于说岗位调整，则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早在2018年年底，我就向单位主要领导提出了这个请求，也得到了领导的同意。但因为一直没有物色到合适的接手人选、相关领导变动频繁等各种原因，一下子就拖了一年多。

2020年4月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转入常态化之后，根据我的多次请求，主要领导才督促相关领导定下了接手人选，让我最终得以离开管委会，回到我的“老根据地”庙山产业园工作。

另外一件事，就是回到庙山产业园不久，可能因为写材料的事情，得罪了某些领导。

当年六七月份，省委巡视组对开发区进行巡视。某天傍晚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接到了产业园办公室负责人的电话，说是管委会分管机关的领导给我打几次电话，我都没有接。他说，领导让我明天去管委会帮忙搞一下材料。原来是管委会办公室此前提交给巡视组的对照检查材料不过关，被巡视组打了回来，要求重新修改。我说帮忙修改材料可以，但是我就不过去了，让他们把材料电子版发过来，我就在这边搞。

后来我打开手机，果然看到几个未接电话，一个是管委会分管领导的，一个是管委会办公室负责人的，还有一个当时不知道是谁的，后来从单位电话本上对照才知道是产业园分管领导的。因为那段时间我一直坐公交加步行，车上和路上声音很嘈杂，没有听到来电铃声，相关领导以为是我故意不接电话，为此，他们三个弯四个转地让人给我打电话，一直到园区办公室负责人的来电，才被我接到。

之后，我就跟管委会办公室负责人联系，让他们把材料电子版发了过来，我在自己的电脑上重新进行加工、整理。材料交上去之后，得以顺利通过。

事后我才知道，此前管委会分管领导以为是我不买他们的账，还把这事告诉了园区的一把手（党委书记），让他通知我。一把手又安排园区分管领导和办公室主任给我打电话。

过了两天后，园区一把手见到我说，你吃点亏过去帮他们搞一下啊！我说已经搞了，我让他们把电子版发过来的，材料已经通过了。他说那就好。原来园区办公室主任跟我打通了电话、我应承了这个差事的事情，他没有向一把手反馈，一把手还以为我一直拖着没答应。

我没有接到他们电话的那三个领导，估计都在心里认为是我故意不接他们电话的，但我也懒得去跟他们解释。反正已经年过半百，没有什么追求，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误会不误会，得罪不得罪的，都由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