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被称作千禧年，既是新世纪（21世纪）的开端，也是新千年的头一年。这一年我31岁，是我离开村小学进入乡政府工作的第八个年头。

这一年，乡政府年发生的大事很多。用毛主席的一句诗来说，就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诚可谓风云激荡，惊心动魄（可能有点夸大其词言过其实）。印象最深的，当然是自己亲身参与的怒砸政府办公室事件了。

那时，乡政府机关有十来个编外人员（不包括计生专班等不在机关拿工资的聘用人员）。这些人都已经在政府机关工作多年，有的是初中刚毕业、十七八岁便到政府机关当通讯员的，有的是退伍回乡安置到政府的，有的是人民公社时期就在乡办企业工作的。我在里面属于资历最短的人之一，也已经搞了七八年。因为没有编制、没有财政经费，属于临时人员，我们每月工资只有两三百元，相当于在编干部的三分之一。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公费医疗等其他福利。大家干着最苦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大部分人都是在那儿苦撑苦熬，看不到一点希望，肚子里自然是憋了一些怨气的。

尽管这些人大部分都有招工或聘干的手续，也有工资套改表，但因为没有财政经费，实际工资并不是按照套改表上的标准来，而是由主要领导的主观意志来定，他们说给多少就给多少，随意性很大。

2000年春，大家得到一个消息，领导决定单独给这个群体中的个别人加工资，且额度较大，对其余大多数人却不闻不问纹丝不动。这下大家就有些愤愤不平了。

俗话说，不平则鸣。但我们都是在机关里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人，想鸣也找不到地方鸣。你要是去找领导，领导随便找个理由就能够把你顶回来。何况这都是一些平时都不怎么跟领导打交道、非常容易糊弄的老实人。

心里有气，自然要找地方发泄。为了表达对领导处事不公的不满，大家决定来一次“民变”。

匹夫之怒，血溅五步。我们虽然没到“血溅五步”的地步，但做到“水溅三尺”还是可以的。于是，一天晚饭后，大家相约一起来到政府办公室，以实际行动发泄心中的不满。其中，有的人用木棍捅破了一块窗玻璃，有的人拎起一个热水瓶摔在地上，做到了“水溅三尺”，还有的人将墙上布质的书信袋扯破了一只角。就这样，大家算是出了一口气。

编外人员集体打砸办公室一事，一下子在机关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书记、乡长大为光火，声言必须严肃处理。估计他们后来考虑到是他们自己一碗水没端平在先，有点心虚，第二天又安排一名党委副书记给大家做工作，说是叫我们在干部会上作检讨，然后一人出点钱赔偿损失了事。我们说，这个检讨不能作，作了就等于承认是我们错了。领导要怎么处理，随他们的便。领导见我们不买账，觉得失了面子，决定对参与当晚行动的人每人扣工资200元。至于开会作检讨一事则不了了之。

另外一件大事，虽然跟我们无关，却在全区引起了轰动。这年春，嗣孟村某对象户严重违反计生政策法规，生育了八个孩子却被瞒报的事情被人举报到区计生委。超生这么多，长期隐瞒不报，这件事非同小可，区计生委连忙将此事向区领导作了汇报。区领导极为震惊，当即指示区纪委立案调查。大概一两个月后，区里作出了处理决定，对时任乡党委书记黄祥胜同志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对前任党委书记王德全，时任分管领导、计生办主任等相关责任人都分别给予了党内警告、行政撤职等党纪政纪处分。这年六月份，时任乡党委书记黄祥胜被调离，原纸坊街工委副书记刘平同志调任舒安乡党委书记。

其实，早在此前，乡党委书记黄祥胜和乡长徐旭东等，就因为领导抗旱不力，曾经受到过区委书记李传德的严厉批评。

2000年，湖北遭遇了严重的旱灾。这一年春旱连伏旱，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十分困难。乡自来水厂取水的郝登尖湖（梁子湖的一个湖汊）水位太低，抽不上来水，乡集镇居民和乡政府机关生活用水只能靠消防部门每天下午用消防车拖水来解决。

祝庙泵站属于舒安乡的一座骨干泵站。由于年久失修，要让这座泵站重新启动，需要花一大笔资金。舒安本来就很穷，领导抱着等待、观望的心理，只想等老天下雨缓解旱情，不想花钱维修泵站。没想到李传德下来调研、指导抗旱时，了解到这座泵站迟迟没有维修启动的情况后，十分震怒，严厉批评黄祥胜等一班人漠视群众疾苦，在这大的旱灾面前竟然心存侥幸，无所作为，要求限期启动泵站抗旱。李传德一发话，乡里立马行动，一边派人外出购买配件，一边组织电力、农机、水利等部门技术人员合力攻关，最终在规定期限内修好了泵站，投入抗旱。

为了解决自来水厂取水难问题，乡里又组织乡政府和乡直各部门、各企业的干部职工在郝登尖湖人工开沟引水，将大湖的水引到水厂取水处，结束了消防车拖水的局面。

这年的第四件大事，是时任区委书记李传德同志蹲点我们张家塘湾子一个多月，使我们张家塘临时成为区委实际上的办公地点。

这年七八月份，正是抗旱双抢的关键时刻，李传德为了掌握农村实际情况，扛起背包，住进了张家塘，指导抗旱救灾、做调查研究、访贫问苦等。为了帮助大家早日脱贫，他还联系了一家畜牧公司，为全村三百多户人家，每家赠送一头仔猪。这期间，区里、区直部门领导有重要工作需要汇报的，都要来张家塘向他汇报，每天张家塘湾子东头垴的禾场上，各种小车停得满满的。我曾多次受命给这些领导带路。那段时间，张家塘俨然成为区委临时办公所在地，成为县城和全区政治中心。

第五件大事，就是乡镇改革和企业改制“双改”。这年年底 “双改”工作同时启动，同步推进。所谓改革，其实就是辞退机关编外人员。当时的辞退做得很决绝，对不是乡政府接收手续的编外人员，每人按工龄一年给予一个月的工资就完事走人，也没有办理社保、医保，完全就是甩包袱，很不负责任。从情理上来说，乡政府是对不起那些被辞退的同志的。那时编外人员的工资低得可怜，这些在机关里工作多年的人，每人只得到了几千块钱的补偿就卷铺盖回家了。其实，像这样的改革，一般都会有个缓冲期，从政策出台到最终完成，期限都在三五年左右。据了解，周边的湖泗、山坡、保福等乡镇当时并没有辞退编外人员，而是拖了几年，到2005年全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时才真正动刀子裁人。这时辞退的人，就不是简单的买断工龄完事了，而是要给他们补交社保、医保。当时的舒安的书记、乡长都是新官上任，他们急于出政绩、图表现，上级精神一出，他们马上就执行了。如果拖个几年，拖到2005年再辞退，那些被辞退的人就会有社保、医保了，这样也不枉他们在政府工作多年。

至于企业改制，那更简单。舒安只有两家乡办企业，一个半轴厂，一个藠头厂，都卖给了私人老板。乡办企业的职工都是当地农民，不存在什么补偿，也不用买社保。厂子改制后，各自回家，自谋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