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

因为家庭贫困，我于1988年春高二下期开学时辍学回家。迫于生计，当年下半年，到村小学当了一名代课教师。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工作了35个年头。

在这35个年头中，除开在村小学教书的6个年头，其余29年都在行政机关工作。其中，从事机关文字工作时间长达20年。主要包括3个阶段，即1994年至2001年八年间，在舒安乡政府从事文字工作；2007年至2016年十年间，在原江夏经济开发区庙山办事处从事文字工作；2018年3月份至2020年4月份这两年间，在新组建的江夏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从事文字工作。中间的2001年至2006年期间，主要在舒安乡政府从事统计工作；2017年以及2020年5月份以后在庙山办事处（庙山产业园）社会事务办工作。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的主要工作经历。

下面说一说与写作相关的重要时间节点。

前面很多文章都说过，我从小就迷恋科技兴农、发家致富。因此，1988年春，当我决定辍学回家后，就参加了中国农函大兽医专业的学习。在农函大学习过程中，我看了农函大校刊《教学辅导与技术服务》上刊登的一些学员学习体会文章后，觉得自己也可以向这个刊物投稿。于是，1989年春，我就写了一篇《爆发鸡瘟的调查报告》、一篇《兽医小知识》（八则），寄到了校刊编辑部。后来，这两篇科技类文章分别在当年第四期、第五期校刊上刊发出来。因此，1989年算得上是我开始业余写作的元年。

1990年春，在科技兴农思想的驱使下，我写下了平生第一篇新闻作品《为科技兴农献青春》，在《武昌报》2月3日二版头条刊发；在当年举办的纪念《武昌报》复刊10周年的征文活动中，我的应征之作《人生旅途中最忠实的伴侣》一文，在8月21日的武昌报四版（副刊）头条刊发。这篇文章也就成为我平生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后来，这篇应征之作获得了本次征文的二等奖。当年，我又被评为武昌报1990年度的优秀通讯员。

1991年，是在我的业余写作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湖北农民报》先后开展了“路该怎么走”和“道德与法”两场讨论。我参与这两场讨论的两篇应征之作《我借“苦水”酿美酒》和《我不感到矮人一截》均被采用。其中，《我借“苦水”酿美酒》一文发在6月5日的头版头条。一个多月之后的7月24日，时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钟书樵同志对这篇文章做出批示，要求作好农村落榜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关心、培养他们，使之成为“四有人才”。这是我发的第一篇头版头条，第一篇获得领导批示的文章，也是曾在当地引起了一点轰动的一篇文章。

1992年，我的第一篇文学短评《赞美<红莲>》在12月2日的《湖北农民报》副刊上刊发了出来。这一年，因为在该报举办的“凡人格言”征稿活动中，我的一条格言“除了真诚相待，我再也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交友法了”入选。这条格言刊登后，得到了一些读者的认可，有的读者还给我来信，谈自己的体会。由此，结交了一些笔友。

1993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我在《湖北农民报》上发表了10多篇文学作品，又赴京参加了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走向21世纪全国文学创作研讨会”，我的一篇评论作品《超然地活着》获得研讨会三等奖。我赴京参会及获奖的消息，武昌报、湖北日报、湖北农民报均做过报道。这些虽然不像1991年那篇文章一样具有轰动效应，但是因为接二连三在《湖北农民报》上露面，自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一是引起了湖北日报社主任编辑、湖北农民报副刊主持人胡德民先生的注意。他老人家几次来信约稿，跟我成为忘年之交，给了我莫大的教益。二是引起了乡党委、政府的注意。乡里鉴于新闻报道这一块基本是个空白，有意物色一名有一定文字功底的人到乡党办从事文字工作，同时担任兼职新闻报道员，扭转多年以来乡里新闻宣传工作无人搞的局面。这年年底及1994年初，乡里多名领导先后到我所在的村小学进行考察，最终确定抽调我到乡党办从事文字工作。

1994年，是我人生一个新起点之年。这年2月份，我离开家乡村小学，进入舒安乡政府，开起了新的人生之旅。从这年2月份起至2001年6月份我申请调整岗位得到领导同意为止，这七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乡政府从事文字工作。除了写作单位公文材料外，还附带新闻报道和业余文学创作。这几年是业余写作最多的时间段。其中，1994年业余写作成果最丰，当年发表各类作品160多篇（条）。从1994年到2000年，连续七年被《江夏报》（武昌报）评为优秀通讯员（一等奖），连续七年被区委宣传部评为全区“十佳”新闻工作者（优秀新闻通讯员）。如果说《江夏报》的优秀通讯员称号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一提的话，那么区委宣传部授予的全区“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还是有点价值的。其一是因为这个评选的范围是全区所有的专业新闻工作者及业余新闻通讯员，范围广、对象多；其二，评选的依据是参评者当年在市级以上媒体发表作品情况，在区内报纸、电台、电视台发表的作品不纳入考核，即使你发表再多，也没有分值。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业余通讯员跟报社、电视台、电台的专业新闻工作者是同样的考核办法、同样的标准。我们要想获得这个称号，在市级以上媒体发稿数量必须力压大多数专业新闻工作者才行。能够获得这个奖项，不是说你有多高的专业水平，但至少说明了你在对外宣传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三，这个“十佳（优秀）新闻通讯员”不同于具体的某家报纸、电台、电视台的通讯员，它是综合性的。也许你是某家报纸、电台、电视台的优秀通讯员，但不一定能当选宣传部的这个“十佳”或优秀通讯员。当然，如果你在这家市级以上媒体发表的作品足够多的话，那自然会顺理成章地获得这个称号。

应该说，在舒安乡政府从事文字工作的七八年时间，我在这里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奉献了自己的健康，但是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考虑到自己兢兢业业辛辛苦苦默默无闻埋头苦干这么多年，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再写下去也没有什么提高与进步的可能等实际，2001年5月份，我正式向乡党委书记、乡长提出了调整岗位的申请，得到领导的批准。于是，我转岗到机关食堂，担任司务长。

在食堂工作期间，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当时在舒安乡挂点扶贫的武汉市纪委小康工作队大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种种现象，写下了《不为扶贫，只为扶瓶--这样的作风我们看不惯》一文，在2001年11月17日的《湖北农民报》头版头条刊发，还得到了武汉市副市长胡国璋的批示。因为这篇报道主要涉及的人物、市纪委监察专员胡延华是耀邦同志的养女，由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从副市长胡国璋到区委书记李传德，再到乡党委书记刘平、乡长徐旭东等市区乡三级领导勃然大怒，差点将我开除，最后给了我六条处分，勒令我“就此搁笔”。

此后，我在舒安乡政府的几年，主要是从事统计工作，除了偶尔受人之托写过一点东西外，不再写作、投稿。唯一值得一说的，是2005年发现自己1998年发在长江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被收入武汉市小学思想品德第七册教科书中。经过交涉，该书的出版单位湖北教育出版社最终向我支付了100多元钱稿费，在2006年重印时，于文章后面标明了来源和作者姓名，算是争取到了自己的著作权。

2007年，我离开舒安乡政府，进入江夏经济开发区庙山办事处，专职从事机关文字工作。到庙山后写的第一份材料，是一期会议纪要。当我把起草好的稿子送给办事处主任陈安乐同志审阅时，他看完后连说了三个“好”，并提笔在列席人名单里加上了我的名字。当年七八月份，也就是我刚来庙山四五个月的时候，我发在区委办信息简报《江夏信息》上的一篇稿件得到了时任区委书记张卫国的批示。这是我写的东西第三次获得领导的批示。

2007年至2016年这十年间，在从事机关文字工作之余，也有时写过一点短评、随笔之类的文学作品，但这时仅仅是在网络上自娱自乐，不再像以前那样向报刊投稿。因此，没有发表作品一说。

2016年12月中旬，趁着当时的主要领导马上要调动的机会，我提出了调整岗位、不再写材料的申请，得到领导同意，终于再次摆脱了写材料的枷锁，到社会事务办工作了一年。

2018年2月份，根据省委巡视整改意见，区委、区政府对原江夏经济开发区四个办事处进行整合，重新组建了实体运行的江夏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在确定管委会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员时，负责筹建的领导点名要求我去。这样，我不得不第三次披挂上阵，重操旧业，又到开发区管委会写了两年多材料。直到2020年4月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转入常态化之后，领导才批准我早已多次要求调整岗位的申请，离开开发区管委会，回到现在的庙山产业园工作。

以上，既是我整个35年工作的历程，也是20年机关文字工作的历程，还是业余写作30余年生涯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