蹒跚学步写作路（六十一）

三次申请调整工作岗位

我自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至今已有34年，经历了5个工作单位。大致经历如下：1988年至1993年在家乡的村小学张塘小学教书；1994年至2006年，在舒安乡政府工作；2007年至2017年在原江夏经济开发区庙山办事处工作；2018年至2020年4月底在江夏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工作；2020年4月底至今，在江夏经济开发区庙山产业园工作。

在这5个单位中，除开在一头一尾的村小学和庙山产业园这两个单位共8年时间外，在其它三个单位工作的26间，从事机关文字工作就有20年。其中，在舒安乡政府搞了七年多，在庙山办事处搞了10年，在开发区管委会搞了两年多，三次合起来20年。在行政机关搞文字工作时间长达20年，这样的事例很少很少。

写材料是个苦差事，不是没有办法了，估计没人愿意干这一行。有本事的人，往往写个两三年或者三五年，就会升迁或调整岗位，不再搞这一行。只有我这样老实、本分，只知道埋头做事，不会跟领导搞关系，又没有经济条件找门路的人，才会板凳一坐十年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单位磨笔头，吃这碗辛苦饭。

再老实、再本分、再胆小、再吃苦耐劳的人，其耐受性也是有限度的。对我这样的小人物来说，如果自己不提出申请，领导是不会主动给你调整岗位的，哪怕你在这个岗位一直搞到胡子拖鸡屎，别人也会漠不关心、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在这三次从事文字工作中，每次摆脱写材料这个枷锁，都是我自己主动提出申请，有的甚至是经过反复、多次申请，领导才最终放行的。

第一次申请换岗是在2001年上半年。

我于1994年2月份到舒安乡政府从事文字工作。到2001年上半年，已经在这个岗位连续工作了七年多。这七年里，我默默无闻埋头苦干，对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从二十四五岁干到了三十出头，年年都被区委办公室评为全区党办系统先进工作者，被区委宣传部评为全区“十佳（优秀）新闻工作者”。其间，1995年患胃出血，因得不到充分的休养而落下病根，成了久治不愈的老胃病，身体被拖垮，未老先衰。我在这里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但是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早在去乡政府工作前的1992年，我就已经通过了五大生聘干考试，具有市聘干的身份，并且接收单位就是舒安乡政府。由于这个市聘干只解决户口和干部身份，没有编制和人头经费，所以此前乡政府一直都没有真正接收我，没有给我安排工作，只是在聘干表上“接收单位”栏里给我盖了个章子。

1993年，我在业余写作上有了点小成绩，乡里正好需要一名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员，这才同意让我到乡党办写材料。但是一晃七年时间过去了，主要领导都换了几茬，我仍然是山河依旧依然故我，乡里什么问题都没有给我解决。因此，我早就丧失了工作热情，也早已厌烦了这项工作。2001年5月份的一天，我鼓足勇气，将自己要求调整岗位的书面材料递给了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刘平同志。刘平同志看了材料后说，这事等我和徐乡长（指时任乡长徐旭东同志）研究一下再说。

过了几天，通讯员通知我去书记办公室，说是书记、乡长找我。我去了书记办公室，书记、乡长两个人都在。他们对我说，司务长老夏（夏水舜）马上要调回老家鄂州，如果你愿意，等他调走后，可以接手他的工作。我当即表示同意。到6月份，老夏调走后，我就转岗到了机关食堂，担任司务长。不过司务长没干到半年，就发生了“扶贫风波”。

这年11月份，我反映武汉市纪委小康工作队大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篇报道《不为扶贫，只为扶瓶--这样的作风我们看不惯》一文，在《湖北农民报》头版头条刊发，触怒了市纪委扶贫工作队队长胡延华。胡延华是胡耀邦同志的养女，正宗的“皇亲国戚”，这一下惹下了大祸，从副市长胡国璋到区委书记李传德，再到乡党委书记刘平、乡长徐旭东等市区乡三级领导都勃然大怒，差点将我开除，最后给了我六条处分，勒令我“就此搁笔”，让我下村挂点。后来我又搞了几年统计工作。

第二次调整岗位，是在庙山办事处。

2007年初，我从舒安乡政府商调到江夏经济开发区庙山办事处，继续从事机关文字工作。这一干就干了10年，比年轻时在舒安乡还要干得久些，经历了三任主要领导。2016年底，得知当时的办事处主任樊友华同志要调动后，我将自己想调整一下岗位的想法跟他和分管的领导都作了汇报，请他在临走前把我从写材料的岗位上换下来。樊友华同志和即将退休的党委书记张宏田同志让分管领导和办公室主任物色接手的人选，结果过了一两个月，他们没有任何动静。我一看架势不对，如果在一把手调走前没有找到接手的人，我调整岗位的想法就会落空。求人不如求己。我不再把寻找“下家”的希望寄托在分管领导和办公室主任身上了。我决定自己出手，尽快找到接手人选。后来，我委托以前在《江夏报》当编辑的朋友曹俊华推荐人选，曹俊华就推荐了当时在江夏区一家综合信息门户网站“江夏热线”工作的小侯。看了小侯的资料后，我觉得可以，就将小侯的情况向分管领导和办公室主任作了汇报。正好第二天开班子会，经请示分管领导和办公室主任同意，第二天我就带着小侯一起列席了班子会。两个主要领导都是马上要走的人，他们当即表示同意。结果，不到两天，樊友华同志就正式调走了，张宏田同志也退休回家了。就这样，我终于赶在他们临走前离开了文字工作岗位，再次挣脱了已经戴了十年的枷锁。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到了2018年2月份，根据省委巡视整改意见，区委、区政府对原江夏经济开发区四个办事处进行整合，重新组建了实体运行的江夏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在确定管委会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员时，负责筹建的领导点名要求我去。本来我是死活都不愿意的，一来负责筹建的领导是我的老领导，平日关系不错；二来他说只要我去搞年把时间，等管委会工作走上正轨了就给我换个岗位。这样，我不得不第三次披挂上阵，重操旧业，又到开发区管委会继续写材料。

2018年年底，我把请求调整岗位的想法向开发区行政一把手、时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柳长胜同志作了汇报。柳长胜同志对我的想法表示理解，让我再去向分管机关的领导、开发区人大工委主任韩飞同志汇报一下。韩飞同志说，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现在也不是调整岗位的时候，等明年开年再说吧。

到了2019年年初，我又把这个事情跟柳主任提了出来，柳主任说，他同意，让我去跟开发区工委书记、副区长吴建国同志汇报一下。我就瞅了个机会，拉着办公室主任秦爱芬同志一起去向吴建国同志作了汇报。吴建国同志说可以，等把年初工作大会开完后再说。

开发区工作大会开过之后，我又去找了吴建国同志。他答应得很好，说是让组织人事处处长万萍同志找一个人来接手我的工作。但是组织人事处的处长一直没有落实这个事。后来，万萍同志又被抽去搞巡察，我请柳主任让秦爱芬同志物色人选，柳主任说，秦马上要升迁了，不会管这些事的。后来，继任的办公室主任程化儒同志征得领导同意，先后找过两位年轻同志谈话，希望他们来接替我的工作，但这两个年轻同志态度都很坚决，不愿接手。这样反复了几次，我也不好老是去找主要领导，这事又拖了下来。

到了2019年年底，原管委会主任柳长胜同志升任了副区长，调到区政府工作，原来的组织人事处处长万萍调整为招商处处长，我又去找了吴建国同志和时任管委会主任刘仕斌同志。刘仕斌同志当时没有明确表态同意，只是说你说的这个事情，我们心里有数，以后综合考虑。吴建国同志还是表示同意，让我把新任的组织人事处处长薄鹏举同志找来，他亲自跟薄交代。结果，那天薄鹏举同志不在。再后来，有时薄鹏举同志在单位，吴建国同志又不在管委会。这件事一拖就拖到了2020年春。

2020年初，武汉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袭击，疫情防控工作非常紧张、繁忙，这种情况下，我自然不好提出岗位调整的事情。

直到2020年4月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转入常态化之后，我才再次向工委书记吴建国、管委会主任刘仕斌两位主要领导提出这件事情。在他们向当时的办公室负责人薄鹏举表态同意调整我的岗位后，薄才着手物色了一名年轻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这样，经过很多曲折后（其间还有很多波折，包括跟相关领导闹得很不愉快的细节，这里就不便详细介绍了），我才最终得以离开管委会办公室文字工作岗位，主动要求回到现在的庙山产业园工作。

    三次岗位调整，一次比一次艰难。好在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