蹒跚学步写作路（四十）

与武汉晚报一次不打照面的交锋

《武汉晚报》创刊于1961年5月1日，是我国创办最早的几家晚报之一。以前，武汉晚报是独立的；2003年12月28日，《武汉晚报》整体并入长江日报，成为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下一份报纸。《武汉晚报》市场化程度很高，自费购买的读者是《武汉晚报》的基本读者。这个属性也导致了该报为了生存、为了争取市场，有时背弃甚至故意违背新闻的党性原则，追求轰动效应，制造卖点，推出一些失实的报道、虚假的的新闻，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其中，与我相关的就有两次。一次是1999年他们对舒安乡燎原村吴月常湾群众所谓“荒山躲税”的报道；一次是2002年关于我的“扶贫风波”的报道。这里主要说说1999年的那篇报道。

乡镇通讯员主要投稿对象为各级党报党刊。《武汉晚报》属于供人消遣的城市市民报纸，不在我的投稿对象之列。在此之前，我与《武汉晚报》之间基本没有什么交集。唯一沾边的是，1996年春，当时区电台的记者卢成汉有一次把我的一篇反映舒安乡为民办实事的报道稍作修改后，以我们两人合作采写的名义投给了《武汉晚报》，在当年5月14日的《武汉晚报》上刊发了出来，题目是《舒安乡“量体裁衣”为民办实事》。卢成汉抓新闻有一手，他在区电台搞采编时，跟我有过几次联系。后来，他跟本区的傅闻仁、王正旺、张明泉等专业新闻工作者一样，辞去了原单位的工作，应聘到了《楚天都市报》，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1999年 11月25日，武汉晚报为了吸引眼球、追求轰动、制造卖点，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发了该报记者陈海涛、汤华明等人所写的《异地客毁田养鱼，众村民荒山躲税》一文，反映舒安乡燎原村吴月常湾群众被乡、村干部逼得躲在荒山不敢回家的事情。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采写这样的报道时，应该接触、采访当事各方，对个别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核实。但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根本没有接触文中涉及到的乡村组织和乡财政所、派出所等单位工作人员以及村干部。他们偏听偏信，仅凭吴月常湾少数群众的一面之词就草率成文，且在报纸头版头条刊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为了了解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用事实回击武汉晚报的不实之词，舒安乡党委、政府组织了乡党委办公室、乡司法所、经管站、水产站等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事情经过作了详细调查。我当时在乡党办工作，作为调查组材料员，全程参与了调查，并负责起草了调查报告。

这篇报道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所谓的“异地客毁田养鱼”问题。二是所谓的乡“催粮队”打伤村民，致使其“荒山躲税”问题。针对这两个问题，调查组深入燎原村和吴月常湾干部、群众家中走访、座谈，查看群众负担手册、上缴费用收据、相关承包协议，到乡卫生院、派出所调阅相关资料、凭证等。通过三天的调查取证，还原了事件真相，回应了上级组织和社会各界的关切，达到了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的目的。

所谓“异地客毁田养鱼”问题。报道里面说，“一个与湾里没有任何关系的外湾人，在没有与湾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擅自围湖放水养鱼，致使吴月常湾大片水田被淹”。经过调查，报道中所说的湖，指梁子湖的吴月常垸。吴月常垸原先由湾里人集体商议承包给原籍是本湾、现户口已迁往贺站的吴书友。吴书友原本是国家公职人员，因犯罪坐牢、被开除公职。湾里群众考虑到他开除公职后，生活无着落，出于同情心，将湖垸承包给他。吴书友承包吴月常湖垸后，自己没有经营，而是将它转包给邻村七林吴湾村民危爱华，自己坐地收租。危爱华三年承包期满后，吴书友又将吴月常湾湖垸使用权转包给邻村下颜湾村民颜金利，并收取了颜金利租金3000元。所有这些均有合同、收条等为凭据。

     由此可见，所谓“异地客毁田养鱼，106亩耕地被围湖所淹”，主要就是因为吴月常湾群众对吴书友将湖垸转包给其它湾村的人的做法不满意，但是又敢怒不敢言，害怕得罪吴书友，想通过这种方式，给乡村组织施压，让乡村组织出面收回吴书友转包出去的湖面。武汉晚报在未弄清湖垸承包、耕地受淹的真正原因及真实情况下，贸然作出报道，是极不负责、极其荒唐的行为。

所谓乡“催粮队”打伤村民，致使其“荒山躲税”问题，更是无稽之谈。实际情况是，乡村干部在收取税费过程中，年轻力壮的村民吴国强横蛮无理、拒不缴纳税费，动手打了已经50多岁的村治保主任陈志根，乡村干部不得不暂时从吴月常湾撤出。吴国强等人倒打一耙，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拨打110谎报警情，说村干部打人。结果等到乡派出所民警来让他们去做调查笔录时，他们心虚胆怯，没有一个人敢去。

报道中说，“58岁妇女彭腊梅牙被打掉”，调查组亲自到乡派出所查看了户口底页，又将彭腊梅带到乡卫生院检查、鉴定，证明彭腊梅所掉板牙并非因近期受外力打击而掉，而是因年龄原因自然缺损。如果真是打掉的，那也应该是门牙，不可能是板牙。连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情况都失实的报道，怎么让人相信其所讲事实是真实的呢？之后。乡、村及财政所干部职工再未到过吴月常湾收取税费，报道却说“催粮队”多次进村，村民被逼无奈，只好锁上大门，拖儿带女躲进荒山。其实，吴月常湾地处湖边，根本没有什么荒山。所谓的“荒山躲税”一说，全系无稽之谈、无中生有。

整个事件说明，武汉晚报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表面上看正气凛然，实则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为马，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为了报纸的卖点，故意偏听偏信、先入为主，采取道听途说、虚构编造、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等手法，将乡村组织和基层干部描述得跟过去国民党、日本鬼子一样，逼得村民躲在荒山不敢回家，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影响极其恶劣。

了解清楚事件整个过程后，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起草了一份汇报材料《报道严重失实，职业道德何存——关于吴月常湾集体抗税事件的调处情况汇报》，逐一驳斥了武汉晚报的错误观点和论据，并严正声明，要求武汉晚报负责人及当事记者必须上门赔礼道歉；在报上显著位置，以与原报道相同版面、篇幅公开致歉，消除不良影响，以正视听；向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写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自身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否则的话，我们将与之对簿公堂，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一纠纷。

报告定稿后，乡主要领导据以向上级如实汇报并向武汉晚报交涉。在铁的事实和证据面前，武汉晚报不得不承认错误，登门道歉。

前不久，我将那篇汇报材料在公众号上发布出来后，有的人偷梁换柱、偷换概念，他们说，当年农民负担很重，这篇报道说的是真话。诚然，以前农民负担确实很重，这个大家都知道；乡村干部也存在工作作风粗暴、方式方法简单等问题。但是，我要问这些人的是，武汉晚报的这篇报道反映的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事情吗？不是，它明明写的是乡村干部工作方式方法问题、基层干部作风问题以及干群关系问题。它反映这些问题也行，但不管反映哪方面的问题，总得要实事求是，要靠事实说话吧？不能仅凭个别人的一面之词就妄加论断吧？对涉及到的事情应该加以核实吧？武汉晚报的报道明明没有做到这些，何来真实之有？无独有偶，仅仅两年多以后，武汉晚报在对我的“扶贫风波”事件的报道中，又旧病复发、故技重施。他们同有关人员一道故意制造新闻，演出了一出双簧。

2001年11月17日，《湖北农民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我的一篇报道《不为扶贫，只为扶瓶---这样的作风我们看不惯》，反映的是武汉市纪委扶贫工作队在下乡扶贫时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市纪委扶贫工作队的人为了挽回他们的面子，故意给武汉晚报打电话报料，说我这篇报道是失实的，是给工作队泼的脏水、扣的屎盆子。如果武汉晚报记者是认真负责的话，在看了我的报道、听了对方的报料之后，是不是应该向原报道作者以及文中事件其他目击者、证人求证、核实一下？然而，该报记者许坤山等人根本就没有来找过相关当事人，也没有问过政府其他工作人员，仅凭市纪委工作队人员的一面之词，就在报上刊发了《失实的投诉信是怎样出笼的》一文，直接断定我的那篇报道失实，为扶贫工作队涂脂抹粉，也为武汉晚报又添加了一条不光彩的记录。

前不久，我在一个贴吧里面看到一条留言，反映本文前面提到的“荒山躲税”一文的作者、武汉晚报记者汤华明在采访中，利用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对被采访对象敲诈勒索，收取好处费，别人不给好处就以曝光相威胁（见截图）。由此可见，武汉晚报这方面的问题，不是一次两次、一个两个，也不是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而是长期的、一贯的做法。大家今后在看到武汉晚报这类新闻报道时，一定要加以甄别，不可盲目相信。这是我从跟武汉晚报打交道的几次事件中得出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