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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与公共说理

张祚臣

1997年4月11日凌晨，王小波在北京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夜里，有人听见楼上大叫了一声，第二天人们打开他居室的大门，看到王小波躺在墙角，白灰墙上爬满牙痕。电脑开着，邮箱里是一封刚刚发出的电子邮件。其时，他的妻子社会学家李银河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

一个生前默默无闻的作家，死后却哀荣备至。死后不久，他的《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白银时代》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杂文和随笔集也陆续发行，在中国文化界一度掀起了一股“王小波热”。

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但是，对于小说和杂文，王小波总是厚此而薄彼。

王小波一生探索小说的艺术，他发誓要跟世界上最好的小说家比肩齐立。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备忘录》中预言，在未来的一千年里,文学还将继续繁荣。在这本书里，卡尔维诺留下了六大文学遗产：轻逸、迅速、易见、确切、繁复和连贯。这一切让王小波狂喜，他说：“.我一直喜欢卡尔维诺，看了这本书，就更加喜欢他了。”

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也曾言，也许一百年之后，一个大学文学系的新生在一排长长的书架前寻找着一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做王小波。

不管是百年还是千年，假如未来还有种叫做文学的事业，我们相信，王小波的小说已经进入这个神圣的殿堂。

相较于小说奇谲瑰丽的想象力，王小波的杂文更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是王小波却有点“看不起”杂文，他说，杂文嘛，就是讲道理，把道理径直一讲，让大家明白即可。岂不知，道理讲什么、怎么讲却是大有学问的。对于小波来说，这个道理是以清晰的经验理性为基础的，是尊重常识，反对偏执的，是尊重个人选择，主张个性独立的。任何复杂的道理经小波一讲，总是清晰异常、逻辑完备，不由得你不信，如果不信，就未免显得自己愚蠢。

中国一直缺乏公共说理的制度环境和良好的说理样本。

说理首先是说给那些愿意说理的人听的。在一篇杂文中，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讲理的年代，因为知识分子的唯一用处就是讲理，假如碰上不讲理的年代，就毫无用处。剩下的事情就是盼着这个倒霉的年头什么时候过去，假如能等到那一天，就活着；假如等不到，就犯不着赖在世上。

古典的公共说理在古希腊的语境里叫做修辞术，亚里士多德总结了修辞术的三个要素:那就是逻辑、信誉和情绪。

王小波的杂文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说理文本。后来知道，小波是有家学渊源的，他的父亲是人民大学的逻辑学教授王方名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被邀请去中南海讲授形式逻辑；他的哥哥王小平是我国逻辑学泰斗沈有鼎先生的弟子，专攻数理逻辑，后获美国图兰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王小平先生在接受艾晓明女士的访谈时说，中国人大多缺乏逻辑训练，常常思路不清。在西方，哪怕是引车贩浆之流，也显得比较有理性，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

亚里士多德称逻辑是存在于证明之中的。逻辑是说理中最重要的说服手段，有逻辑的说理就说得通，没有逻辑的说理就说不通。说理中的逻辑也可以称之为理性。

从小耳濡目染，加上自己的理科生背景，小波的杂文总是逻辑清晰、理性完备。逻辑正如数学，其实稍加训练，人人都可以掌握，但是一个人的品质，诚实与否，和文字的简劲有力，这些也都是公共说理的信誉和情绪保证。

王小波的说理是一种“低调”的、充满“消极自由”精神的话语方式。在形式逻辑之外，公共说理的图尔敏模式提供了说理的非形式逻辑部分，就是“反驳”和“语气”，说理时要充分预见到对方可能的反驳，以及语气对主张的限定，不绝对，也不武断。说理得出的结论是或然性，不是必然性。其实任何说理都不是绝对的“确实”，都有一个说理再说理的过程。

王小波的说理对于所主张的事物常常加诸限定，有时候近乎苦口婆心。比如他在谈到一种蛊惑宣传的时候说，中华民族最深的隐患就是迷信和盲从的传统，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一旦有人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他说：“难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蛊惑宣传是种祸国殃民的东西？”

王小波曾经不相信这个喧嚣的话语圈子，之所以后来选择写杂文，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许顾及自己的清白。他说，看来他也挤进了这个话语圈子，这只能说明一点：这个话语圈子正在分崩离析。

但是毕竟啊，我们已经有了最纯正最完备的说理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