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11/mw690/001vIFavgy70DZCaXB81a&690

媒介的隐喻

文/张祚臣

    尼尔·波兹曼在 《娱乐至死》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十九世纪中叶的某一天，林肯与道格拉斯在伊利诺伊州的奥托瓦拉举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会。先由道格拉斯发言三个小时，按照议程，亦出于公平原则，林肯必须要进行三个小时的反驳，而此时，眼看太阳就要落山，林肯建议听众们先回家吃饭，然后再精神饱满地回来听他的反驳。按规定，他反驳之后，道格拉斯还要进行再反驳，反驳再反驳，这次辩论会很可能杳无穷期……

    奇怪的是，听众们居然听从了林肯的建议，回家吃饭后又回来继续饶有兴味地听冗长的辩论。那是一个传播思想的黄金时代，尼尔·波兹曼把此后到来的电视时代称为娱乐至死的年代。有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媒介常常蕴藏着超越自身功能的意义，变成一个时代的隐喻。

    当然，尼尔·波兹曼无法预言智能手机时代，随着微博和微信等自媒体的兴起，我们的时代是否也在改变？它快捷、轻盈、迅速、易见，讯息广泛但也泥沙俱下，在一个信息封闭而专断的社会，也许它有冲破封锁的好处，但是在一个开放多元的世界是否有其不能承受之“轻”？即使在封闭保守的社会，公共说理也是必要的，在一个碎片化、简单化的媒介面前，我们是否还能有充分说理的机会？谁还有耐心听取一场七八个小时的辩论会？

    公共说理有一套完整的程序，诸如逻辑、担保、信誉和情绪等，智能手机往往滤掉这些中介环节，人们在意的只是结论！结论！在一个不能充分说理的时代，非理性的情绪在滋长，无理和暴戾是不是日益变成这个时代的特征？

    常常遇到这样的场面：七八个人围坐在餐桌前，每个人都在抚弄自己的手机，表情各异，或微笑、或大笑、或娇嗔、或恼怒，但这些表情并非是传达给对面的同伴的，却是传达给冰冷的机器的。我们在迅速易见地获取信息的同时，人际关系是否也在变得疏离和冷漠？也许我们的后代会通过这样一幅画面来了解他们的祖先，再过一百年，他们会说，瞧，他们在朝着一部机器发笑！

    传播学上有一个六度分离理论，世界上任何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是六个人，也就是说，两个陌生人之间最多通过六个人便可建立联系。据说，社交网络的出现，把这个数字缩小到4.74个。距离拉近了，可是心灵呢？真是岁月沧桑催人老，相逢对面不相识啊。

    2012年，我在美国的瑞尼尔雪山登山，夜宿在山脚下一个小镇上。整个小镇只有一条马路，一间咖啡馆，一座加油站，一家超市。朋友带我借住在沃尔夫老太太家里，沃尔夫老太太独居，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WiFi，每天只是不停地祈祷。住了一天，朋友就已经憋得不耐烦了，生怕没有上网漏掉重要信息，我也好奇地问老太太：你常年不上网如何获取外界的信息？老太太回答：我不靠信息活着，我靠信仰而活。
（《青岛早报》201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