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世外桃源

　　说我是北京人不假，但我不会讲北京话，那是因为我成长的环境几乎没有“老北京”。我从出生、幼儿园、小学都没有离开过大院，除了文革期间随父母到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生活过2年多以外，就是购物和游园偶尔外出，院校外的社会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到了中学，同学也主要是来自附近机关学校的子女，只有极少数菜农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孩子。

　　我的父母都是解放后50年代初首批从外地到北京上学的大学生，毕业后就留校当了老师。我的口音受父母及周围家长、老师的影响，讲话南腔北调，许多韵母分辨不清，这也是在我使用汉字拼音输入法以后才明显觉察到的。还有人初次见我时说我是东北人、天津人，而滑稽的是我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机会去过天津和东北地区。

　　我的童年、少年就是在学校大院度过的。那年代，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在大院里解决了，如：看电影、演出可以去大礼堂；运动会就在大操场开；吃饭去食堂；买食品、杂物在校内的小卖部；洗澡去校内的公共澡堂；学院有幼儿园、小学、理发馆、校医院、图书馆……，完全就是一个小社会。我上大学前的全部生活都是在这种半封闭环境下度过的，几乎无需与外面的社会接触。

　　我真的上大学了。据说那年的高考录取率是4%，也就是说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斗中，我有幸成为胜出者。“大学生”这个称呼在当时来说是很响亮的，虽然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在高考前我已经做好了考不上大学去北京郊区插队的思想准备，认为别人能修理地球，我也可以。而进入医学院后，我才知道我的大学同学及其家长们是用尽了心思，削尖了脑袋才进入这所学院的，原因是该校属于北京招生，北京分配的市辖高校，毕业后主要留在北京的各大市属医院工作。留北京，在皇城根下生活、工作这是许多人的理想。就像上海人宁可读中专也不到外地读大学一样。

　　自从拿到入学通知书我就没有高兴过，这个结果实在让我太意外了，我是哑巴吃黄连，没人可以倾诉，也无人可以怨恨。可是我也没有罢学的勇气，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不服从专业分配就意味着第二年也不许重考。我没有胆量拿鸡蛋去碰石头，就像我自认的善于服从那样乖乖的收拾行李去学校报到了。

　　我的学校地处丰台区，离我家比较远。那时候北京分4个城区（西城、东城、宣武、崇文）；5个近郊区（石景山、门头沟、海淀、朝阳、丰台）；9个远县（房山、昌平、延庆、顺义、怀柔、密云、平谷、通县、大兴）。报到那天，母亲送我到公交车站，边走边嘱咐我：“要好好学习，不要分心，不要过早谈恋爱。”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是时代的标志，也是父母那辈人的世界观。父亲送我到学校，他骑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后车架驮着我的被褥和洗漱用品。我所乘的公交线路：乘坐332路汽车到动物园，再转乘19路公交车，从起点坐到终点，由北向南沿途穿过四个城区中的西城区、宣武区的那些老城区，最终到达北京南城外农田环绕的学校所在地——丰台区。我们学校是丰台区唯一的高校，记得当年在选举人大代表时，我们这个人数不算多，按选举比例不够资格的学校还破例给了一个人大代表名额。随着时代变迁，丰台区早已成了市区，著名的“大观园”与我的母校隔河相对，只是那昔日的河沟也变成交通干道了。

　　我对大学生活的回忆并不是“老了”才开始的。大学时用过的被子我至今还在使用。我还有2个白色的搪瓷盆，一大一小，盆底、侧面都有醒目的标志，那是父亲用红漆书写的我的名字，那是他自创的上下结构的篆书——独一无二，至今那个小盆也还在使用中。还有茶缸、饭碗等都有这种“印鉴”。但父亲唯独忘了给我的铁壳暖瓶“盖印”，上学还没有多久暖瓶就在食堂午餐时间蒸发了。丢暖瓶就像现在没有丢过自行车就没上过学一样的普遍。我同宿舍的同学的哥哥为她在暖瓶口旁边用黑漆画了一个带草帽的女孩头像，非常醒目，可是她的暖瓶没几天居然也丢了。但在遗失案发后的某一天，在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的路上，我同学大叫着追上前面的人：“这是我的暖瓶！”一把抓住不放手，提那暖瓶的是个高年级的女生，她脸略微红了一下，嘴里说：“哦，是我宿舍同学拿错了吧。”说着她也就势松了手，让我同学抢回暖瓶。失而复得，我同学一直提着那娃娃头像的暖瓶吃饭，生怕一会又被高年级同学“错拿”了。

　　那时候还有一个暖瓶塞“空穴移位”现象。我们去食堂吃饭一般都会带上自己的暖壶，随手放在进门后不远处，饭后去开水房打开水带回宿舍。但如果吃饭来的晚了或者吃的慢的话，饭后你的暖瓶一定是“空口无塞”，我们戏称“空穴”。开始我们丢了瓶塞就只好自认倒霉，再买一个或者回家要一个，后来我们也长脾气，长经验了，学高年级的样子，如果发现自己的瓶塞被拿走了，就会随手在别人的瓶口拿一个放在自己壶上。这就像电子学里的空穴移位现象，一个瓶塞填一个空位子，最后的一定是空的。但我一直没有想通的是：为什么总有人（第一个拿的）缺瓶塞？为什么会这么频繁地“拿”别人的？

　　去二医（学校当年的简称，以区别北医）后我自卑了很久，因为我的高中同学多数都在海淀区的学院路一带，这是高校聚集地区，还有许多同学去了外地，南下的，北上的，唯独我被“放逐”到北京南城外的农村上学。我感到孤独，情绪低落，面对新的同学、新的环境很久都没有适应。

　　到学校后，负责接待我们的人中有一个带眼镜，皮肤白皙，身材很标准的年轻女老师热情地接过我手上的行李，我赶紧说：“老师，我自己来吧。”没想到她脸一下子红了，对我说：“我不是老师，我也是和你一个班的。”她说完冲我笑笑，这下轮到我尴尬了。简单了解后才知道她是我们的女班长。上学后知道她比我们大6-7岁，当过兵，她是从社会考入大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