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上海虹桥机场，正等待航班飞往北京。上一次到上海是2003年了。那次我和朋友游西藏抵尼泊尔，从加德满都飞至浦东机场，又坐机场间快车到虹桥国际机场，到今天坐在虹桥机场候机厅已经时隔五年时间了。

    我早已没有购物的激情，也没有游览的兴致。但会友的欲望还是有的（老了的象征）。前几天见到了十四年没有见过的中学同学，已事业有成，做了大公司老总的他，亲自到机场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给我安排了住宿，心里很是感慨——最好的朋友一定是中学时期交的，虽然我们多年没有联络，当年也没有什么特殊交往，但友谊的纯洁和持久令我感动，当我真诚地感谢他时，得到的只有三个字“应该的！”。

    谈到会友，每次来上海，都让我想起一个朋友，一个已经失去联系的朋友——文强。初次相识是在1984年的夏天，我与同时大学毕业的弟弟一起旅游。行至上海站我们遇见了文强。文强与我同届，但因为是读四年制学科，所以比我早一年毕业，已经在上海工作了一年。他当时刚刚因病住院，好像是做了阑尾手术，刚出院2天。他很瘦，是典型的上海男人外貌，有着高高的鼻梁，清癯的面庞，约178公分的身高，由于刚刚病愈，所以更加让人为他的健康担心。他身着白色T恤，黑色短裤，左侧裤兜口露出一段白色手帕，这样精致的着装我是第一次见到，也是唯一的一次。

    他的住房很小，是在好地段一个临街房的二层楼上。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实在想象不出这样的楼房居然住了那么多人家。进入文强的房间要爬上一个陡峭、狭窄的木楼梯，前面上楼的或者后面下楼的人都似乎踩着下面人的头。每次上下楼我都很紧张，怕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上了楼还要转个弯，路过一个公用厨房。那时代是用煤炉烧水做饭，要把蜂窝煤从楼下搬到楼上，想想都是个苦差。更让人不适应的是楼里没有公厕，家家都有木马桶，每天早上5点左右街上就会传来了刷马桶的声音，用现代语言来形容——上海清晨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文强那天为我们做了个“摊黄菜”和几个炒菜，对于他的厨艺我很惊讶，比当年的我不知强多少倍啊。他的热情使我感到了家的温暖。在此之前，一直听说上海人的种种劣性，自从见到文强后，我对上海人有了自己的看法，通过进入他们的生活，也就能理解他们的精明、细致、计较的性格是和其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生活在这个寸土必争的地方，这个如果不细致就会失足滚落的环境里，人怎么能不斤斤计较，不精打细算呢？

    文强和我弟弟并不是同专业的，而且还高一年级，这样的关系他对我们姐弟实在没有责任和义务去款待和陪伴。他的为人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因为认识了他，我从不和人争论上海人的是非，从不戴有色眼镜看待上海人。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我们三人在一个过街天桥上的合影，那张黑白照片是我在上海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一张，也是我的众多合影中最有特点的一张。

    文强只比我大12天，所以我应该称他为哥哥，但这个称谓似乎从没有喊出口过，也许从小我没有哥哥，总是带着弟弟的原因，怎么也叫不出口。他只比我大一点，却很有哥哥样，很会照顾人，也很会照顾自己。多年来，每次出差去上海，我都抽空去看他，每次他都做饭款待我。记得他给我做过大闸蟹，现在大闸蟹的名气很大，那时我却不知道，也不知道他款待了我之后是否还有下半个月的菜金。

    他的家庭背景很不幸，很小父母就离异了，哥哥跟父亲，他跟母亲。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亲属，隐约记得他父母之中有一位已经去世了。他有些口吃，我推测应该与他的幼年生活有关系。他虽然生活在一个10平米左右的空间里，却设法营造出温馨、整洁的家庭氛围。他的单人床头的上方，架了个普通小电视（那时还没有现在的支架和悬挂式的电视）；床尾与简易衣柜之间用帘子围了个抽水马桶，这是我多年后在公共场所见过的，像飞机上的马桶一样，没有下水道，要更换容器的那种。记得他给我展示马桶时面带自豪，有些小得意。他房间靠窗的墙面装了一面比较大的镜子，这样给狭小的空间增加了深度和亮度。有一段时间他在镜子上有红油笔抄写了一段英文圣经，具体内容我早已忘记了，好像是关于人生的。

    后来我越来越忙，去上海见他的机会越来越少，他结婚后搬到了浦东，我去过一次，见到了他的太太。再后来他得了个千金，我们的联系就更少了。从英国学习回来，我再打他家里的电话，才知道他早已搬家，后住进去的人也不认识文强。我又打过他单位的电话，因为号码升级、变更，连单位都找不到了。后来又让在海外的弟弟打听，仍是无果。

    也许，人就是不懂得珍惜得到的，直到失去才发现其价值，才后悔当年的疏忽和冷落。不知道文强兄到底生活的怎样了？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妹妹？每次到上海我都会想起他，都渴望再见到他。

    在此，我真诚地祝福他，祝福他及他的家人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