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在青岛，担任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管乐比赛（长笛组）评委。

  金钟奖是中国音乐界的最高专业奖项，称为“大金钟”，其与电影金鸡奖、戏剧梅花奖、舞蹈荷花奖等并列为国家级艺术大奖。全国各省音协、文艺院团、九大音乐学院纷纷报送的长笛参赛选手，经过初审淘汰，胜出了48名拔尖人儿，来这海滨之城进行复、半决和决赛。

  青岛音乐厅，四天时间，我的耳朵不敢有半点松懈。要在分别吹奏的48遍帕格尼尼随想曲与巴赫无伴奏奏鸣中，拿下一半，复听24遍普罗科菲耶夫D大调和自选作品，再权衡比较，黯然割爱另一半，细品12遍莫扎特协奏曲，终从中决出前六名来。这弦歌於室、择菜於外的意味，让音乐到此变成角逐，又是多么惨烈的现实。

  乐句连线下那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东西之间，横梗着某种宝贵的勇气，参赛者饱满而热忱的表达着他们的情感，像海底贝壳一样呼吸。

  决赛中，中国音乐学院一个水平稳定、气质安静的姑娘，在演奏莫扎特G大调协奏曲二乐章中段时，鬼使神差般错了音，突兀的不协和曲调与钢琴声部北辙南辕，同排在座的评委们交换了惋惜的眼神，折了，又一支华美的羽翼。

  而我敢肯定，那一刻必是寂寞了太久的莫扎特被她的笛声唤醒，淘气的作曲家想找玩伴来躲一下猫猫，便用记谱的鹅毛笔轻晃了她的眼睛。这姑娘的当下让我瞬间回望到14年前的自己，剧烈而鲜明。

  2000年8月，北京音乐厅，青年组长笛比赛中的女子，在一个她台下练习时从未出错过的乐章内混淆了乐句。那是我身心断裂的一年，三月底母亲突发性心梗撒手人寰，我有近4个月丧失了声音。没有社交，不看电视，不应酬，不接电话，不和任何人交往联系。哑的、脆弱、冷淡、举步维艰……除了练琴吹笛子，参加比赛是和母亲说好的约定。

   那时的我在北京租借的一个两居室里日夜颠倒、生不如死。白天一遍遍吹奏，打着节拍器，机械匀速拆散乐句进行慢练，或步行到音乐学院琴房合钢琴伴奏。偶尔外出，也只去书店，抱回大量南怀瑾的经书，在晚间一页页默默翻阅。

   练琴和阅读，我渴望能从音乐和文字中找到一种方式，能够让我再次和母亲相逢交流。我执著的认为，冥冥中的母亲同样也在寻求和我沟通的途径，甚至感觉得到母亲焦灼盼望和时时注视我的眼神。

  那年比赛我只拿了青年组优秀奖，没进入到最后决赛。记得复赛结束后的下午，从赛场走回那个租借的屋子，突然间觉得无事可干，妈没了，比赛也结束了。真正的孤独和疼痛，从身体内部一点点渗出来。

  我取下长笛，望着一室阳光，然后放声大哭。

  我深知，母亲的样子和这滑铁卢般的比赛，会随着时间死死定格于2000年，是真的全都走了，和我永不相见。

  其实，所有参加音乐比赛的选手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孤独的个体。翻开沉默的乐谱，数以千万遍重复技术、苦修进阶、逼自己的潜力在与乐音对抗的漫长过程里逐一蒸腾，屡屡化解为韶华难再的吉光片羽。

  但用体育精神来考验优雅的音乐竞赛，又要求演奏者的每次表达与情感复制都应保持着同样的温度和湿度，这种稳定性需要参赛者一直恪守在自我极限的边缘。

  若激情太过，音乐容易自燃；若冷静有余，音乐则缺乏感召。

  所以，赢得比赛的选手既是结束又是开始，因为他们不知道下一次的赛台是否同样眷顾自己的所有努力？

  曾见过各色鲜果放入榨汁机中的一刻么？

  我们在赞美一杯汁液丰厚的甘醇时，自然会对那些献身过的干瘪果躯忽略不计。

  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

  为这次金钟奖比赛我想要记录的那些，是我能想到的纳兰容若那阙《临江仙》：

  湔裙梦断续应难，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

《长江日报》霓乐章音乐专栏

    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