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世博会，把上海变成了全球，至少是全国瞩目的焦点。可是，作为一名医疗律师，却感觉到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给患者权益保护明显滞后，并用“上海医疗案件在逐渐边缘化”作为本文标题，用意无他，仅是个人拙见，为社会更加和谐，上海更加法治进行的一点思考。

医疗案件，是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通俗说法，虽然医疗纠纷还有其他案由，但以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为多。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主角有法官、律师、患方当事人、医方当事人，我们逐一看看。

到法院起诉过的患方当事人都知道，走进法院大门立案，会被领到一个年龄稍大的阿姨或叔叔那里，虽然各个法院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可以叫调解室。其实调解室也没什么，除个别法院，大多数法院调解室的叔叔阿姨还是比较热情。如果患方当事人提出我不要调解，基本上效果不大，大多数当事人都是半推半就的接受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边缘化：立案的问题。

按理来说，调解嘛，就调解啦，可是，实际上，各法院调解室挂调解之名，实际上做的是委托鉴定的事情。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二个边缘化--鉴定。

案件进了法院，被安排到调解室之后，调解室的叔叔阿姨会组织双方交换证据，委托鉴定。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法律本来明确规定，证据交换应当由法官主持，其用意是证据交换中原被告质证后，法官应当认证，而认证是个专业的法律活动。当然，我不是要说明叔叔阿姨没有认证的能力，而是说法律规定上是这样的。

鉴定边缘化除了以上问题，还有就是第一次鉴定的质证问题。第一次鉴定一般被安排在区医学会，该次鉴定之后，对于鉴定存在的问题，应当进行质证，法院认证，有必要的话进行复核鉴定。但是，目前各个法院对于第一次鉴定没有质证，只有一句话：写申请，市里面再鉴定一次。这会导致第一次鉴定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第二次还是存在。我举个例子，根据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对一般孕妇应当征求是否进行产前筛查的意见，可是在某位孕妇到某医院就诊时，该院没有告知唐氏筛查，结果恰恰就生了个唐氏患儿。按理说，医院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应当有责任，可是第一次鉴定下来，认为没事。对于这样的鉴定，如果质证一下，应当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可是调解室的阿姨就是一句话：再鉴定一次！

鉴定的问题还有，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可是，遗憾的是，上海医疗案件一个也没有，想想也是，案件连庭都没有，怎么到法庭接受质询。于是当事人有时候要求医学会书面答复，可是基本上可以总结为，答非所问。

按照法律规定，中华医学会是最后一级鉴定程序，可是，上海的医疗鉴定基本上被上海市闷死了，去北京的几乎没有。大家都知道，中国还是个熟人社会，法律规定中华医学会鉴定的目的也不是说北京的鉴定水平最高，而是提供一个机会，让其他地区的医学会鉴定看看，是否存在熟人相袒。而且，医学会鉴定实际上还是卫生系统内部的秘密鉴定，鉴定的人员是医生，鉴定的方式是不公开。

鉴定是医疗案件边缘化的表现之二，实际上，鉴定的问题罄竹难书，上海有个奇怪的现象，上海的法医鉴定机构仅给外地的法院鉴定，而外地的法院也很乐意委托上海的法医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上海的医疗案件全部闷在医学会。

医疗案件边缘化之三：法官。实际上，我还是认为上海有不少法官很有水平，在审理医疗案件是思路清晰，在把握当事人诉求和法律适用问题上有很高的水平。遗憾的是，很多法官已经开始脱手医疗案件，即使审理，也基本上唯鉴定是从，走走过场，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如果不构成医疗事故，就不同意进行伤残鉴定，理由是没有因果关系，这是一个很可笑的理由，因为有无因果关系应当在开庭之后决定，但基本上目前的做法是，开庭之前就明确了。

还有，侵权责任的赔偿原则是全部赔偿，至少存在这样的观点，可是这个理论在医疗案件上却行不通。

根据统计，全国的医疗案件数量在逐步增多，可是上海的案件基本不变，反而有下降的迹象。我想，这和医疗案件的边缘化不无关系。

医疗案件边缘化的表现之四是律师的变化。上海的医疗律师，很多是医学科班出身，后来也逐渐转到其他领域，不能不说是遗憾。我想与医疗案件的审理不被重视密切相关。

牢骚就发到这，我从来不鼓励当事人上访，但是我担心，医疗案件这样的处理模式，有可能导致上访率逐年上升。到了这一天，再回头检讨，不仅是上海患者的悲哀，也将浪费巨大的公共资源。

警惕啊！ 

                                  上海市康昕律师事务所 卢意光

                                    2010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