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以及其他数字化的工具，不仅仅是特殊时期的治理手段。疫情可能已经让中国社会治理的思路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新的工作方式，会给政府各部门协调带来一个重大改变：过去政府组织传递信息，都是层层传递，可能会引起信息失真。但有了现在的远程办公工具，意味着信息传递更加垂直扁平了，甚至可以无损地传递。这让沟通成本大规模降低，也让更大范围的灵活协作成为可能。

疫情期间，政府部门的确需要前所未有的跨部门协作。往小了举例子，高速路口设立一个小小的检查站，需要卫生部门、交通部门、公安部门的协调和合作。往大了举例子，复工复产，需要工商局和税务局共同统筹协调，决定复工的顺序和人员如何管理。而特殊时期，又不能现场集会，只能尝试远程办公的新形式。

所以疫情就像是一次催化剂，这次催化打破了协作的边界，逼着人们走出舒适区，结果是找到了更高效的协作模型。这是疫情给社会治理带来的第一个长期变化。

还有一个变化，也非常有意思，就是精细化的社会服务。

社区的技术化手段，比如，从物业的监控设施就可以很清楚地追踪到，一个小区里今天谁出来了，谁进去了。

用数字化的手段，社区的管理者可以清楚地知道每家每户的情况，尤其是民生情况。比方说，某家有一个孤寡老人，已经好几天没有出门了，那么社区的管理者就需要主动去问问，对方是不是需要食物的补给。

通过数字化方式进行精细的社会服务，可能会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长期趋势。

精细化的服务最终要实现的目标，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对大部分正常人的零干扰，你对政府服务没有需求，我少干扰你。另一个是，疫情防控成本的最低化，因为无差别覆盖反而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