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学历史呢？因为历史和小区门口的保安一样，会追问你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到哪儿去？

我们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到未来目标的设定。所以，历史学就是未来学。历史的真正功能，就是带你通过过去，看到未来。

为什么说安史之乱终结了中国的豪族社会？

唐玄宗在政策上有一系列致命的问题，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正是在安史之乱之后，技术变迁成为可能，引入了新的经济资源，使得皇帝一直苦苦寻找的豪族之外的财政能力成为可能。

大唐帝国的二元性

从皇权的角度来看，唐玄宗重用各种没有政治根基的人，这种人更容易控制，对于皇权的扩展大有好处。

什么人没有政治根基呢？除了平民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群体，那就是胡人。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胡人出身的安禄山就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因为唐太宗任用突厥将领，征服了广大的中亚地区，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世界帝国。这显然是一种二元帝国的逻辑。

但是，从唐高宗开始的皇帝，都不具有太宗那样的战争经验，也没有草原英雄的人格。再加上大唐定都长安，远离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皇帝就越来越欠缺治理草原所需要的知识。

所以，到了高宗朝的后期，突厥就脱离了大唐帝国的统治，再次形成独立帝国。

唐玄宗放弃草原身份

玄宗对于草原上的逻辑更是没有感觉，甚至开始主动放弃大唐的草原身份。

提出唐朝的统绪是从汉朝继承过来的，于是南北朝时期的正统就不在胡人组建的北朝，而在汉人组建的南朝。大唐的草原身份就此被抛弃了。

江南经济的大发展

安史之乱之后，一种新的技术变迁却能够出现了。

安史之乱后大唐陷入藩镇割据，华北是割据最严重的地区，而这里在以前是帝国的财政来源中心。这一下，帝国名义上恢复了天下秩序，但实际上没有钱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安史之乱却刺激了江南经济的全新发展，从隋炀帝到武则天、唐玄宗一直在苦苦寻找的、豪族社会之外的财政来源，在这里冒出来了。

要说江南经济的全新发展，得先看看江南人口的一个大变化。

安史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都带来中原人口的大规模南迁，但两次有个巨大差别。

永嘉之乱的时候，中原地区已经乱了快两百年了，对于在乱世中该如何自保，人们很有经验，那就是组织起坞堡。南逃的时候，也是比较成建制地逃走，所以跑到江南的还是豪族社会。

安史之乱却是突然爆发的，人们仓促之间来不及组织起来，只能零散地南逃；而安史大军是草原骑兵，打到淮河一带也就不怎么往南走了。逃难者跑到江南基本就安全了，这样江南就形成了一个平民社会。

安史之乱前，中国人口的重心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人口始终是相对稀少的。安史之乱改变了淮南、江南的人口密度，让这里从过去的地广人稀变成地狭人稠了，这就改变了劳动力和土地之间的相对价格。

地广人稀的时候，土地有的是，劳动力稀缺，所以各种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技术都不划算，像什么水稻插秧，土地复种制，就是一年两熟，这些技术都没人用的。

实际上，水稻插秧这种技术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了，但是江淮地区一直到了唐代前中期，还是火耕水耨的种植技术。这个技术太省事了，想要种地了，先放把火，把田里的杂草树木啥的烧掉，再放水进来把烧剩的草木灰啥的沤一阵子，地里有了基本的肥力，然后开始种。

并且，江南还是轮耕制，就是土地种一年，要休耕一年甚至两年以便恢复地力。

不是江南人不懂插秧技术，而是他们不需要那种技术，反正地有的是，干嘛想不开非要搞那么费劲的精耕细作啊？粗放点多省心。

但是安史之乱后，人口大规模南迁，江南开始变得地狭人稠了。这下人地关系变了，地不够用了，人有的是了。省心的搞法不行了，现在首要需求是省地。

水稻插秧技术开始获得应用，轮耕制也不搞了，土地要连续耕种了，甚至到了再晚一些的宋朝，发展出稻麦轮作制，一年两熟，各种精耕细作因此也逐渐成为必须。

人力越来越便宜，这回不怕费人工，只怕地不够用。

这种变化，让建立了平民社会的江南，一下成为帝国内部最重要的经济区，在原来的贵族社会之外，发展起来新的经济要素，帝国也就获得了新的财政基础。

晚唐时期，大诗人韩愈曾经说过，江南所提供的赋税，占了天下赋税的差不多十分之九。这个数比较夸张，但江南已经发展成为帝国的核心经济区是毫无疑问的。

财政制度改革

大唐帝国劫后余生，开始努力恢复，江南的开发让皇上意外地获得了新经济要素，有可能用它来对付各种过去搞不定的力量。

但首先得进行财政制度的改革，新的经济要素才能为皇上所用。

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的财政制度是从北魏继承下来的租庸调制，主要就是按照户来分派，每户每年要交多少粮食、多少绢帛、要服多少劳役等等。

这套制度已经运转不下去了。公元780年，唐朝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财政制度改革，推行两税法，把过去的各种劳役、粮食、绢帛等等都折算为钱，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

两税法原则上来说必须缴纳铜钱。这意味着，从东汉末年以来持续了数百年的实物财政，又转成了货币财政。

皇上想要搞点什么事的话，拿着钱可比拿着粮更好办，皇上对付豪族的办法就变得更多了。

两税法构成了此后中国历代税赋制度的主要基础。

这些新的经济和财政资源，终于让从隋炀帝开始的皇权对抗豪族的努力，获得了政治可能性。

不过大唐已经无法利用这种可能性了，因为唐朝皇室经过安史之乱的打击，已经没有办法把各种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只能苟延残喘。但是如果没有江南的新资源、没有两税法改革的话，估计大唐想要苟延残喘都喘不下去。

要打破过去的社会结构，光有新经济要素的出现还不够，还得有新的知识传播技术，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得起书，形成新的人力资源基础，新秩序才真的能够浮现出来。

新的知识传播技术就是印刷术，实际上这也不是全新的技术发明，而是对既有技术的新应用。在唐朝的时候印刷术就已经在应用了。但那会儿主要是用来印佛经，因为当时的豪族社会，社会上对于儒经的需求相对有限，寺院对于佛经则很有消费能力，印佛经很划算。

但是随着平民社会的发展，对儒经的需求逐渐浮现出来，五代十国时，官方第一次主持了对儒经的大规模印刷，到了宋代，印刷儒经完全变成一个社会性的商业活动。

知识传播成本由此急剧下降，很多平民百姓都能读得起书了。这让宋代皇帝有机会从平民中大规模拔擢人才充实官僚体系，隋朝开始的科举制，终于真正转化为皇帝对抗贵族的一个重要武器。

至此，中原从豪族社会结构不可逆地进入到了平民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