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江格尔》子本《阿勇干·散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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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尔罗斯蒙古阿勇干·散迪尔江格尔英雄史诗杂谈 |
分类: 圣水湖畔·蒙古学·信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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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散迪尔——韵文之典范
七十年代末,在人们认为史诗说唱已经绝迹的时候,研究郭尔罗斯历史和民俗的学者们惊喜的发现,长达十三万字的长篇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仍在郭尔罗斯草原得以传唱。1979年11月,郭尔罗斯“胡尔沁”艺人白·色日布扎木萨,以惊人的记忆力,一连唱了七天,才将长达9000多行的英雄史诗唱完。这一年,他已经年满六十八岁。
长篇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开篇优美,韵白兼用,曲调深沉激昂,散而不乱。白·色日布扎木萨老人的琴弓刚刚拽响,大旁描的史诗结构,就将人们带入远古的仙境美意之中。
长篇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韵律整齐,规模宏阔。
唱起来铮铮有韵。
读起来锒锒上口。
有时头韵、腰韵、尾韵联用,加之生动的曲调,迷人的琴音,使整部英雄史诗散发出迷人的、独有的神韵。
史诗,是诗歌发展史中的第一枚圣果。
《阿勇干·散迪尔》如同智慧的锦囊、诗歌民俗的宝库,吸引着专家、学者、翻译家的目光,于是,一场极时的抢救工作,也进入井井有序的状态。
根据郭尔罗斯籍蒙古人苏伦巴根提供的线索,著名民俗学家王迅先生、文化馆郭秋良、翻译家特木尔巴根等人,在郭尔罗斯王府前蒙古屯进行了七天的采录,后经苏赫巴鲁等人整理、包玉文、博·巴彦都楞翻译,史诗终于得以面世,正式出版发行。
蒙古族属于阿尔泰语系,发祥地位于中国东部的额尔古纳。
阿尔泰语系东北亚史诗带,属于“大叙事”文学传播区域,东起日本北方阿伊奴族,西至中央亚细亚的伊朗、土耳其、塞浦路斯等国。这是一条广阔无垠的史诗地带,生活在这个区域间的诸多民族,在远古时期,有着大体相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缘于相同的语系,在史诗的传播中,就不可避免的融入了相互关联的因素,并以其不同的艺术形式,传播着大体相同的英雄史诗——太平盛世、魔鬼降临、英雄征战、天地再度安宁祥和。
真正的诗歌,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民间。《阿勇干·散迪尔》,语言之优美,堪称蒙古韵文中的典范,典范中的精华。
成吉思汗西征,用马蹄将世界缝合在一起,促进了蒙古文化与突厥文化、中亚文化的交流,时同也推动了蒙古史诗的说唱和艺术发展。
就史诗的英雄人物称谓而言,中国北方、西域及俄罗斯包括东北的郭尔罗斯,对史诗中的人物称谓大体一致。比如,中国北方,用“莫日根”来代表英雄的称谓。在古代蒙古,“莫日根”具有“神弓手”之意,是一种倍受人们尊敬的社会称谓,也是英雄一词的代名词。俄罗斯远东地区为“勇士”,蒙古各部为“巴特尔”(勇士、英雄)。
史诗中的魔鬼一词,也大体相同。蒙古语把魔鬼叫作“蟒古斯”,维吾尔语为“蟒古兹”,布里亚特为“蟒嘎德海”,撒拉语叫作“蟒思”,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为“蟒貌”、“蟒盖”。由此可见,史诗传播带之广阔及内容之相近。
第二章·胡尔沁——智慧的锦囊
没有读过英雄史诗的人,不知道马背民族的语言有多么精美。
没有听过蒙古琴书的人,更不知马背民族的锦囊里深藏百金。
唱出来的歌,横看是诗,竖看是诗,人看是诗,鬼看也是诗。
你听,这是怎样的响动,惟有穹庐之下、碧草之上的蒙古人,才会发出如此奇特的声音。
它来自于蒙古人甘愿与自然结为一体的秉性,来自草木百鸟,来自高山峻岭、江河湖海。
英雄来自人民的母腹,人民倾其智慧创造英雄史诗。
史诗所具备的刚性、烈性,一如草原男子汉的品行。
英雄的热血抛向哪里,哪里就有女人们群起的哭声。
艺人的琴弓所到之处,就是蒙古民众回味历史、瞻望祖先之时。
沿着远古而来的史诗,就这样在郭尔罗斯草原上传唱着,百听不厌,被蒙古人奉之为神品。
蒙古族民间艺术家琶杰擅长语言,扎那擅长故事。他们可称之为东蒙民间艺人中的佼佼者。
著名的“乌力格尔沁”(说唱艺人)琶杰、扎那、绰旺、白音宝力高、朝鲁、巴拉吉尼玛等,都是旦森尼玛(1836—1889)的弟子。
旦森尼玛,原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今阜新)人,幼年在蒙古贞葛根庙当“班迪”(小喇嘛。他不但精通蒙、藏、汉三种语言文字,还通晓各种蒙古喇嘛乐。他不仅能演唱《聪慧精明的忽必烈汗》、《足智多谋的窝阔台汗》,还会演唱一套降服“蟒古斯”魔鬼的故事,如《阿拉坦嘎拉巴》、《道喜巴拉图》等。后来,他蒙译唐代的《五传》故事,并改编成“乌力格尔”演唱。这就是后来在东蒙流传的“五传”,即《全家福》、《哭喜传》、《商尧传》、《羌胡传》、《谢邳传》。
流传于郭尔罗斯草原的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以镇服蟒古斯为内容。
最初,这类史诗以“朝尔”(马头琴)为伴奏乐器,以“乌力格尔”说书的形式面世,称“朝尔沁派”。以汉族古典演义为内容,“胡尔”(四弦)为伴奏乐器的说书,称“胡尔沁派”。这两种派别在一二百年的自由发展中,前者逐渐衰弱下去,后者渐渐繁荣起来。进入民国年间,“朝尔沁派”已近绝迹,说唱英雄史诗的艺人,也改为四弦伴奏,并将胡尔沁派推向鼎盛时期。
东蒙,有“文化北移”之现象。郭尔罗斯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则谚语“蒙古贞的大夫,喀喇沁的先生”,其意为:蒙古贞(今阜新)蒙医发达,喀喇沁(泛指喀左、凌源、建昌等地)文化发达。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居住在大凌河沿岸具有较高文化的原卓索图盟人,因世“金丹道造事”和生活窘困所致,北移来到西拉木伦河、洮儿河、松花江、嫩江流域,也把先进文化带到这条流域,特别是民间口头文学。在这次“文化北移”的大潮中,“胡尔沁”旦森尼玛是一位急流勇进者,并且奠定了胡尔沁的派别与风格。
“文化北移”,有东线、西线两支。科尔沁左翼三旗及郭尔罗斯二旗属东线。
巴力吉尼玛(1900—1966),科尔沁左翼中旗贝斯塔拉人。他受“文化北移”的熏陶,在罗布桑艺人的传承下,学会了《特古朝格图汗》、《道喜巴拉图》、《胡日勒巴特尔》、《博迪嘎拉巴》、《阿拉坦嘎拉巴》、《阿斯尔查干海青》、《足智多谋的窝阔台汗》、《聪慧精明的忽必烈汗》等“乌力格尔”演唱。据说,“文革”前他把《窝阔台汗》、《忽必烈汗》两部“乌力格尔”整理成册,以(《明星传》、《凤凰传》为题名,在昭乌达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文革”后,《阿斯尔查干海青》由波·特古斯整理成册,1979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巴力吉尼玛演唱的《阿拉坦嘎拉巴》,在本世纪30年代就已经飞出了科尔沁左翼中旗,在郭尔罗斯草原开花结果。
1929年冬季,东蒙时值兵荒马乱、土匪成灾,巴力吉尼玛不便远行,只好在邻旗郭尔罗斯草原朱日沁、四喜窝堡(今左家围子)一带,说唱“乌力格尔”。
巴力吉尼玛的说唱艺术,独树一帜。
以蒙古诗文的优雅韵律,贯通演唱。
以蒙古唱词的轻快节奏,规范曲调。
通篇故事生动形象,富于想象,增进联想,使故事妙趣横生,耐人寻味。
当年听过巴力吉尼玛说书的人,都说:“巴力吉尼玛演唱‘乌力格尔’的时候,能让死人说活,会使独木成林。”当地的蒙古人,听说乌力吉尼玛来到郭尔罗斯草原说书,都聚到了朱日沁屯。珠联璧合的琴曲和唱词,迷住了一位18岁的蒙古族青年,从此,拜巴力吉尼玛为师,跟他学艺。这个青年,就是后来说唱《阿勇干·散迪尔》的白·色日布扎木萨。
白·色日布扎木萨,属牛。1914年出生于郭尔罗斯前旗朱日沁屯,祖籍土默特右旗(今朝阳)三座塔人。15岁在朱日沁屯给包家扛活,虽斗字不识,却聪明过人,口齿伶俐,为人诚恳,深受恩师的宠爱。说他跟巴力吉尼玛学书,还不如说是跟人偷艺。
十八岁的白·色日布扎木萨,是个精明的小伙子。恩师说书的时候,他就站在一旁默默地听恩书学说,默默地背诵着这些唱词。三个月之后,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阿勇干·散迪尔》的唱词和念白全部记在了心里,即《阿拉坦·嘎拉巴》的故事。不久,他学会演奏四弦琴,于是就背着一把胡琴,走村串户,开始了说唱的生涯。
1932年,白·色日布扎木萨年满二十岁,举家迁到王府屯,从此与青宝胡尔沁、白音仓布等艺人相识,互相切搓技艺,使其说唱艺术更臻成熟。随着说唱的生涯,几经搬迁。1963年,在哈拉毛都乡后蒙村蒙古屯落户。
如果说,出版《阿勇干·散迪尔》,是保存文化的一种方法,那么珍藏于锦囊里的民间艺术,也是一种蓄存形式。这颗艺术之种,经白·色日布扎木萨的几十年耕耘,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不久,以《阿勇干·散迪尔》为母本,由王迅执笔、特木尔巴根翻译、整理出散文故事,题为《镇服蟒古斯》。苏赫巴鲁整理、特木尔巴根、哈斯朝鲁汉译,韵文本《迅雷·森德尔》诞生。1987年11月22日,苏赫巴鲁陪同博·巴彦杜楞、乌云格日乐再次深入民间,重访白·色日布扎木萨老人。在原录音磁带的基础上,加之新采访的资料,整理出蒙古文版本,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蒙古民族,以其诗意的秉性,在马背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民族史诗,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草原上的胡尔沁,就是智慧的锦囊。
第三章·散迪尔——江格尔之魂
西部额厄鲁特蒙古,是诞生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江格尔》的地方。
那里的民间诗人“江格尔沁”,用琳琅璀璨犹如珠玉一般精美的语言,以氏族社会、大漠雄姿、山野风光为背景,向世人展示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正气浩歌,为世人描绘出,众多英雄与严酷大自然和侵犯掠夺者的代表、假丑恶的化身——蟒古斯(恶魔)的战争场面,在剑戟林立,铁马金戈,鬼哭神嚎,战火纷飞之中,用豪放的语言,为世人叙述了一个跌宕起伏、强烈震撼人心的宏篇故事——
说唱《江格尔》的民间歌手手持“托布秀儿”(弹拨乐器),刚刚唱出《江格尔》的引子,附近的男女老少就被歌声牵出帐房,纷纷聚到歌手的身边,坐在帐前的草地上,倾听着这感人至深的传奇故事。
马可·波罗记载,他在蒙古草原见到过与“托布秀尔”完全相同的二弦弹拔乐器——舒尔。“托布秀尔”琴的琴身多为樟木、榆木或沙枣木挖槽而成,上蒙木制面板,面板中部挖有一个圆形共鸣孔,或三个品字形的共鸣小孔。琴杆和琴身雕刻着精美图案,或涂绘着各种花纹。琴弦是用秋季宰杀的山羊细肠制成的,整个琴身长度为七十至八十公分不等。它造形美观,制做简便,音色优美浑厚,便于携带。说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会根据故事的情节给予伴奏。唱到膂力过人的洪古尔骑着他那闪着火光的枣骝马,与“蟒古斯”展开激烈的战斗时,他会运用弹、扣、打等演奏技巧,让手中的乐器发出战马的嘶鸣,如鼓的蹄声;当故事进入到悲哀的境地,琴瑟也必定伴着哀惋的歌声呜咽。
悲剧,改变了太康国富强的山川形态,新疆卫拉特先民的北方天堂——太康国,再度遭到“蟒古斯”的残杀。一时间,从“蟒古斯”的血盆大口中发出的妖风,席卷了曾经宁静富有的家园。
从《江格尔》的开篇、布局、故事结构来看,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阿勇干·散迪尔》就是《江格尔》的子本。在传唱的过程中,民间艺人又根据当地的文化、风俗,进行了新的加工,触入各自的神话和传说,做出相应的异变。风格有所改变,但无论怎么,人们仍然能够在史诗中寻找到勇士江格尔的影子,瞥见江格尔之魂。
在蒙古民众聚集的地方,人们大多都有着这样的认知:听到蒙古英雄史诗,就望见圣祖成吉思汗之雄姿。西域额鲁特蒙古人,在用“托布秀儿”弹唱《江格尔》时,总是将“托布秀儿”擦试得一尘不染,换上干净的袍装。江格尔是蒙古人世世代代传颂的英雄,听者一定要关牢帐门,怀着敬畏的心情安静倾听,否则就会感到对不起英雄。额鲁特蒙古人说:赞颂江格尔的歌声一旦响起,英雄的神气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打开帐门,江格尔的神气就会跑掉。
郭尔罗斯草原供佛、敬香的习俗,始自于清代。民间艺人在说唱《阿勇干·散迪尔》之前,户主要点燃佛灯,唱者净手、焚香,之后才能在萧穆的氛围中开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家中遇险遭难、村落发生较重的瘟疫或遭遇自然灾害时,常常要请说唱的艺人前来焚香,说唱《镇服蟒古斯的故事》,以此避邪禳灾。
音乐,是蒙古族民间说唱文学的载体,运载着说唱艺术从远古走到现今。在流传的过程中,即有变异性,又有传承性及稳定性,同时,也因地域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各自的流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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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鲁特·珊丹2010年10月16日工作笔记:
这几天,长篇英雄史诗《阿勇干·散迪尔》中的人物形象,就像鸟群一样在我的眼前噗啦啦的飞过。
我是愿意介入这种工作的。这样我才有可能实现自己微小的愿望,让更多的人知道蒙古文化的价值。
原来计划着,关于这部史诗,只写三千字左右的评述文章,可是那些优美的诗行,却让我无法割舍。
那么,就安心的写下去吧,尽量为这部史诗多做一点工作,能写几章,就写几章,要说就说个明白。
让人们知道蒙古英雄史诗缘何而诞生,缘何得以保存,像草原上的牧草一样,年年发芽,年年碧绿。
一旦深入蒙古文化,我就着了魔一般,尤其是,这部史诗中包含的宗教胎迹。
上午十点我去父亲的书房查资料。我说:爸爸,我又回到译著《蒙古秘史·文学本》时的那种状态。
兴奋,讶诧,每一句史诗,每一个章节,都会让我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冲动。这样的状态,是多么好!
这比较符合我的性格,在安静的氛围里寻找冲动,寻找激情。
人,总有老来的时候。
因此我一直有个计划,老来时,就抱着一部又一部的蒙古文学经典,一点一点的啃,啃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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