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内江游玩，专门选位于桐梓坝的大千纪念馆边喝茶。借众人喝茶的时间，独自去了纪念馆对面的原四川统计学校校园。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曾随父母居住在这片校园。学校在内江办学近40年后，于新世纪初迁校重返成都。而我，在桐梓坝读完小学、初中后于1971年下乡，基本上就从此离开了这片被红墙围着的曾经的家园。

这片校园，听说最早属于内江行干校，几十年前应该是内江市最好的所在。沱江边，学校依山而建，校园里竹林成片，香蕉林成片，桉树、香樟树遮天蔽日，红砖教学大楼、办公楼、图书馆楼掩于绿荫之中。教职员工的“前六栋”仓库宿舍、“后五栋”小平房、再后来新建的后山楼房，都是我家曾经的居所；而大操场草坪上、沿山势蜿蜒起伏的红砖围墙边、后山农场包谷林、红薯地，山顶处学校自己从沱江用泵船取水的蓄水池铁丝网外厚厚的草丛，还有足球、篮球、排球、攻城、逮特务，月黑夜“一双绣花鞋”的故事……更是小伙伴们儿时的天堂。

“前六栋”中间是2个篮球场，因地面是三合土打的，每到收获包谷或打谷子的季节，附近生产队总是将包谷、谷子等挑到篮球场来晒。我们最喜欢帮着打场的社员抹包谷，用一个包谷核磋抹包谷棒上的包谷粒儿，看着它们金灿灿地在自己手中流下聚成小堆，很有成就感。秋后的偏东雨说来就来，我们都习惯了立即丢下手中的作业什么的，抓起家里的扫把撮箕等，冒着风雨帮助社员们抢收、抢盖谷子。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尚”。我相信，每一个统计校的男孩女孩，在自己的日记或作文中，都有过这种湿漉漉的“光荣”。

记忆深刻的还有大操场的“大电影”。每个暑假里，学校大操场隔一周左右就会挂满“挡子”（银幕），十几部电影同时在操场四周播放。那是临时借用学校校舍和场地的内江专区“八县一市”电影放映培训班学员的实际操作课。《地雷战》、《南征北战》、《黄宝妹》、《龙卷风》以及一些新闻纪录片……虽然片子永远都是那几部，但那场景却总是让我们像打了鸡血。放映机、发电机放在操场中央，十几道强烈光束四散射出，发电机的隆隆声、电影的音乐、对白声与大操场高高低低杂草的清香味儿混杂在一起，我们刚被初起的龙卷风吸引到这块银幕旁，很快又被激烈的枪炮声召唤到不远的另一块银幕下。

校园里分布最多、面积最广的是香蕉林。香蕉林因其树干高，叶子大，置身林中，你的整个天空都成了绿色。记忆中，它们在大操场四周、教学楼背后、“前六栋”窗外和四合院高墙外自生自长自开花自结果，然后是自枯自灭后新一轮的又一抹绿色。小伙伴们的一大乐趣，是用倒下的香蕉树干和树叶在大操场边缘坡底与红砖围墙夹角处搭帐篷。为此，统计校的男孩儿们几乎每人裤腰上都挂着一把木把子可折叠的“水手刀”，专门用来对付香蕉干。粗大的香蕉干一头搭在围墙上，另一头在斜坡上，这是梁；从香蕉干上一层层剥下来长长的、厚厚的杆皮是檩子；宽宽大大的香蕉叶搭在檩子上边是瓦，铺在地下是席，有时这绿色长廊可以长达10多米。暑假里每天玩累了，疯够了，便三三两两钻了进去，或神侃，或大睡。妈妈们总是抱怨，自家男孩儿夏天穿的汗背心上为什么老有那么多洗不掉的暗红色渍点，后来知道那都是香蕉树的汁液惹的祸；妈妈们更不知道的是，某日，她们的孩儿们一人抱着一根香蕉树干，头上顶一扇香蕉叶，浩浩荡荡，在夏日沱江的涛涛洪水中，那一抹青绿早已经漂出了她们柔柔的视野……

后来，“文革”来了。1967年内江“东风红剧院2·12事件”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校园的宁静被突然进入的军人和警察打破，很快，6名我非常熟悉的伯伯、嬢嬢被五花大绑押进了学校大礼堂，召开公捕大会。他（她）们被摁跪在台上，脖子上挂起 “现行反革命分子”大牌子。

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这就是 “文革”中内江有名的“二月镇反”。被抓教师的子女，都是我们天天在一起的玩伴儿。那时候我们还一起加入了相邻学校内高红卫兵组织“九·一造反队”下属的“小闯将战斗队”，天天到处贴标语、发传单，城里百货大楼到白马庙的公共汽车上占了售票员的位置，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宣传毛泽东思想。今天，大祸从天降，革命怎么革到了自己父母的头上？我们住的平房是由粮食仓库改建的，每家每户的木地板都有一个能揭开的小盖板可以进入地下约有半米高的隔层。公捕大会的当晚，大人们被学校召集开会，“小闯将”们悄悄集中到某家地板下，父母被抓的人默默流泪，其他小伙伴也沉默无语。后来有人轻声唱起了歌，是那首“抬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那时候，我们也就十一、二岁。

今天的校园，有地板隔层的“前六栋”没有了，“后五栋”、四合院、教工食堂都没有了，大操场也没有了，曾经最喜欢的大片竹林成了校园的一个死角，只剩下一小半且凌乱不堪。但四幢教学和办公大楼还在，大礼堂还在，学生宿舍我没有去但远远看见似乎也在，上世纪80年代建的教工宿舍楼虽已很陈旧也还在后山腰，并且住有人。

办公大楼一侧原有很长很陡的石梯弯弯拐拐下到“后五栋”。记得“文革”中的一个没月亮的夜晚，这里发生过一起“阶级报复”的严重事件——上世纪60年代的统计校教师骨干，不少是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运动开始后特别是 “2·12”事件后，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受到冲击，有的被整得较惨。而他们十六、七岁的子女（当然是男孩儿们）自发地策划了一个阴谋，在那个夜晚，将当时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的一位负责人——其实也是长辈——从家里骗出来，就在这座石梯顶端的塔松通道上黑打了一顿。打人者当夜就被学校的造反组织查出，定性“阶级报复”。“阶级报复”的行凶者，自然也被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而他们的父辈，历史问题还未来得及交代清楚，又被自己孩儿的愚蠢和冲动，送入更说不清的境地。

那时候，我才10来岁，当晚虽不明白要发生什么事，但也稀里糊涂地跟着大哥哥们埋伏在塔松后。当袭击突然发生，军用皮带抽人的“啪啪”声和遇袭者的惨叫声刺破夜空，我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跑回了家。深夜，父母惊恐地小声议论着刚才校园里发生的事，我哪里敢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当时就在“行凶”现场。

怎么也想不到，革命风暴会很快横扫到我家的头上。多年以后我一直觉得，我真正开始懂事，是在那个下午和夜晚。那天下午，我从就读的内师附小放学回家，远远地看见，我家仓库宿舍中间走廊门外围了很多人，是谁家的家具也被抬出，散乱地放在空地上——我家被抄家了！我不被允许进家门，孤零零站在人圈外，我能看见不时进出的我妈，神色恓惶，不断向造反派学生解释着什么……晚间，零乱的家里，爸、妈、姐姐和我围坐在小饭桌前，爸爸说：“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的妈妈……我确实有历史问题，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是集体参加……但我不是历史反革命，更不是什么学术权威……”妈妈已经没有了下午时的惊恐、恓惶，她对我们说：“我相信你们的爸爸，解放前虽然是在旧政府的盐务机关搞统计业务，但解放后国家在重庆成立这个学校，他是第一个到这个学校报到的教师。今天被学生们抄走的东西里，就有学校第一任校长万里给你们爸爸发的聘书……即便……你们还有妈妈……”

很快地，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字报走廊就在学校大门内道路两边。每次，我都是低头走过。我知道那上面都大致是些什么内容，抄家的当夜，爸爸妈妈什么都告诉我们了。家里的一张长沙发在抄家时被抬到室外窗台下，爸妈没有敢再搬回家，很快就被人把皮子割完了。我最心疼的不是沙发，而是被造反派抄走的我的集邮册。在那几本我自己用旧笔记本加玻璃纸做成的集邮册中，新中国建国以来所出的邮票，基本是齐的。后来我爸进了“牛棚”，我家也从仓库宿舍搬出来，住进了“后五栋”简易平房，房间也由2间变成了1间。“后五栋”有很多柠檬树，为柠檬树挑粪上肥是我爸他们劳动改造的任务之一。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当时的统计校校园，几乎就是一座花果山，桃树、梨树、橘子树，还有后山满坡的农场，那都是我爸和同为“牛鬼蛇神”的十多位伯伯、嬢嬢的活儿。那时候的桐梓坝没有公路，我爸他们还经常被派往城里挑食堂买的米、面。自家烧的蜂窝煤，以前爸妈都是花钱雇人从城里挑回，现在肯定是不敢了。打制蜂窝煤的煤店近的在大西街坡上，远的在蟠龙坝。一般一、两个月里总有一天，爸爸会带着我和姐姐，乘船过沱江，排队买到的蜂窝煤，我爸挑60个，我挑30个，我姐20个。

今天，我漫步在当年的校园，思绪如流水，溢出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人、事、物。统计校迁校后，这片校园经内江市政府划归内江师范学院，师院将两校之间的农村土地征用，使两个校区连成了一片。原统计校校区现叫师院东区，东区校门仍然面朝沱江，大致位置应该是在原大操场靠内江一中一侧。记得那里以前是学校的猪圈，边上是一座厕所，再边上有一方小池塘，暑假里，我们喜欢在这里钓小鱼儿。当年学校修围墙自己烧砖，烧砖窑也建在这里，而小池塘的形成，则是因为烧砖取土。当初学校周长几公里的围墙，其每一匹红砖，都是出于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之手。少年时的我们，最稀奇那黏性很好的砖泥，常结伴去偷，捏小人、动物之类，玩过后再将其搓成弹丸太阳下晒硬，打弓弹。统计校园里树多，鸟多，我们作孽也多。

不知为什么，我始终没能找见哪怕一米当年的红砖围墙。不觉，又走到了半山腰的办公大楼一侧，当年的石梯找不到了，那两排曾见证了“阶级报复”血雨腥风的塔松也找不到了。我站在长满青苔的石栏边，透过茂密的树枝树叶，模模糊糊拍下坎下占据了“后五栋”位置的五星级“大千国际酒店”的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