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父亲逝世十七年后,我终于站在了杭州湾大喇叭口南侧的海岸边。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回到自己的祖籍之地。杭州湾属于宁波市。是钱塘江东海入海口,它的湾口宽度近百公里,东、西、北方向分别和宁波市、绍兴市以及嘉兴市、上海市相邻。
2024年4月24日,星期三,与朋友们一路自驾抵达浙江的我,从杭州西湖边出发,陪父亲魂归故里。关于老家,小时候,从父亲口中听得最多的一是余姚,二是慈溪,而慈溪和余姚都是今天的宁波所属市。从小到大,我在填履历表时,祖籍一览一直都是宁波。但我也记得,多次在家父的有关资料中看到祖籍一览出现过余姚、鄞县。但是从来没有过慈溪。很后悔早年没有仔细地就这个问题问过父亲母亲,以至于余姚、慈溪以及鄞县的关系,我始终就没有真正捋清楚过。此行出发前,我在网上做了点功课,虽没有完全弄明白,但亦算有了一个基本的理解:“鄞县”应该是很古老的名称,包含了旧时的宁波,而现在它属宁波的鄞州区;也是旧时,余姚县的名声远大于慈溪,后来它的若干属域被划归慈溪,我们的祖籍之地最早应该是余姚所属,后来被划给了慈溪。父亲在晚年的日记中记有:“我读小学,换过五个学校,先是余姚的崇礼、崇实,后是奉化的晦亭、发喜山,最后是宁波的崇信。为什么一再换校,我弄不清楚,但也看到孩时家中生活的变乱……”晚年日记中每年的那个日子,父亲都会提起自己的母亲——“……是母亲逝世的日子,弃养至今,已六十八年。如果还活着,今天该满111岁了。我幼年怙恃,对父亲毫无印象,母亲的音容笑貌,仍长留我心间。孩提时的情况记忆不多,母亲的温良慈祥,则与世永存。”“母亲去世七十周年。母撒手去时我才十有一岁,在浙江余姚北城桐江桥鲍寓一间卧房内,我同几位哥嫂都在老人身边看她闭目归去,印象深刻,今日不忘。几十年来所有和我同辈的骨肉亲人也都先后离开人间,东望停云,欲泣无泪。回首童年往事,令人痛煞!”
无论是余姚还是慈溪,对我来说都完全是陌生的,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祖辈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具体什么地方。直到今天上了通往宁波的高速路,我还在踟蹰,我该在哪里出高速呢?最后选择杭州湾为今天的目的地,既是不得已,也是有意为之。我在纪念父亲去世一周年时写过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杭州湾大桥通车了》,岁月默默又十几载,今天,就让我对父亲的“读懂”和怀念,都流入今天的杭州湾吧,一如父亲一辈子对杭州湾的心心念念。
选择杭州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年,我在父亲告别仪式上对老父承诺“浙江老家,我们一定还会回去,回去时,无论以什么形式,一定有你。”
将老父对家乡亲人的情怀化归故土,这个承诺,十七年来我始终不敢忘记。父亲从“文革”牛棚中“解放”后,于1972年和母亲一起回过一次宁波,虽然此后再不曾回去,但在父亲近30年的退休生活日记中,他留下了大量对故土余姚、慈溪、对母校之江大学、对亲人、对师长同学的深深怀念。“本年第一期《之江校友》报道范定九老师于92年2月逝世。追忆三十年代我受业于范师的片段经历,由衷神驰,怀念无极!那时他是母校教务长,授我统计课程,并指导我完成毕业论文。学校实行导师制,我参加了以他为导师最先成立的组织‘六和团契’。师生共十余人,常常在他家里聚会。友谊交融,切磋互勉,活跃丰富了美好的大学生活。他一家亲切和谐诚挚待人的高尚风格,留给我毕生不忘的深刻印象。团契以‘六和’为名,取自学校东侧的六和塔。”——这是父亲1992年的一段日记。之江大学是教会所办,团契,是基督教新教教徒组织形式之一。用来指教徒间的团结、友爱与分享。
父亲调侃自己是“流水日记”,但我却羡慕父亲的文笔,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就读教会学校,英语特好的他,国学功底竟也处处可见。很多时候,寥寥几笔,便道尽万语千言,令我读来每每不忍释手。这不是简单的“流水”,而是流动着的厚重阅历和生命吟唱,父亲所记所忆或眼前或久远,展现在儿子面前则是一种山高水长。这次赴华东出发前,我精心选择、复印了一些父亲晚年日记的选段,涉及的都是故乡、亲人、大学等内容。我以为,父亲一定是喜欢这样的魂归故里、情归故里的。
借助导航选择了慈溪境内的杭州湾最靠近海边的地方。沿途,彭埠大桥过钱塘江,经空港高架路,驶入G92杭州湾环线高速,潮鹅江大桥后,进入余姚界。九龙收费站出高速,沿九龙大道约10公里,穿龙山隧道后已不知身在何处,跟着导航由东往西一路前行,来到一条名“金海”的大道,金海路外侧便是大海了。没想到的是,眼前的杭州湾正是退潮期,滩涂漫漫,被无数大大小小沙洲分割的多支汊河段纵横交错,别说车,即便徒步也是根本无法到海边的。一声叹息,悻悻驾车在杭州湾边走走停停。感谢上帝,一条约30多米宽的清澈河流出现在我的眼前,河道两岸绿植葱郁,杭州湾有海风微微吹来,风吹树叶发出轻轻声响,风过,河水泛着微澜,它最终也是流入杭州湾的吧。我选择了这条河,伫立、鞠躬、对着清流和杭州湾的蓝天白云告知告慰父亲。然后,将从成都带来的父亲晚年日记复印件细细分为碎片,轻轻放入河水中……
复印件的碎片随青波慢慢流远,消失,也不知此时父亲的目光是不是又穿过了杭州湾口,北望东海?那里是杭州湾口北岸紧邻的长江入海的吴淞口外,父亲天上有灵,他一定知道刚才从儿子手中化入杭州湾的日记碎纸片中,有一段发生在80多年前父亲今生今世最最的哀痛——
四十年前“12·3”,
江亚惨变遗孤单!
伊人携儿东海去,
此恨绵绵血泪沾。
这首题为《悼逝——宝琴和三孩罹难四十周年》的小诗,记在父亲1988年12月3日的日记中。1996年,父亲在另一首小诗前,还注有文字:“四十八年前的今夕,内战遗祸无辜百姓。我的小家庭适逢其会,惨遭覆灭!幸存者我,唯有遥向东海,默哀致悼,以誌不忘。”
1948年12月3日下午4时整,父亲在上海港十六铺3号码头将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女儿送上回家乡宁波的沪甬航线“江亚号”客轮。此时,数百公里外,响着国共决战淮海、平津两大战场的隆隆炮声。当时供职于南京国民政府盐务总局的父亲奉调重庆,战乱中不便携妻带儿远行。那一日,立于十六铺3号码头的父亲,望着渐渐消失的江亚轮桅杆和前方无法看见的杭州湾口,心情沉重,只期望战事尽早终了再回故里与家人团聚。谁知,等待他的竟是与妻儿的天人永诀!江亚轮刚驶出吴淞口外的长江口,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爆炸,随之沉没。此惨案,超过3000人罹难。
我第一次知道父亲的这一经历和悲痛,是在“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当时,父亲被学校红卫兵组织划为“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反动学术权威”,随之而来的抄家抄走了我父母压在箱底的所有过往,包括父亲的第一段婚姻、家庭、江亚轮惨案以及当时他因痛悼妻女所写——后来很快被造反派定为“反对人民解放战争”的——
一篇《哀誌》。抄家的当晚,父母意识到是该让我和我姐知道一切的时候了。父亲告诉我们,我们曾经还有一个妈妈,还有三个姐姐,随江亚轮罹难时,三个小姐姐蓉蓉、凯玲、和玲分别5岁、3岁和1岁。那天晚上,悲痛不已的父亲说到她的前妻,用的是你们的“宝琴姆妈”这个称谓。记得当时11岁的我像傻了,不断地望向我的母亲,母亲坐在小饭桌边上,流泪不止。
江亚轮爆炸原因至今是谜,几十年来最为流传的有二。一为误触战时遗留之水雷;二为国民党军轰炸机执行任务飞临吴淞口外上空时,机上悬挂的一枚500磅炸弹脱钩滑落,江亚轮恰好驶经这片水域,结果被炸沉没。不管是什么原因,包括宝琴姆妈和我的三位小姐姐在内的3000多罹难者的生命无可挽回地永远沉没在了吴淞口与杭州湾口交界的波涛之中。自1967年那个难忘的夜晚之后,父亲再没有与我们提起过江亚轮,直到25年后,学校将当年被抄之物归还,父亲才给我们看了宝琴姆妈和小姐姐们的照片。那是父亲第二次与我们谈及他曾经的小家庭,也是最后一次。虽然,我知道这是父亲此生无法抚平之痛,但当时尚年轻的我对此并没有太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眼见父亲一天老于一天以及老人家去世后的这些年,我内心的一种难言之痛才愈发强烈起来。冥冥之中,真的会有一种血亲之痛?有些情感、痛觉,真的是可以因为血缘而感知的吗?无论空间,也无论时间……
我爷爷先后续弦共三位夫人,育有7男6女,我父亲是家里最小的。还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鲍家的亲人们不少都渡过或绕过杭州湾到了上海。民间有个说法是“幺房出老辈子”,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和母亲回过一次浙江老家,去上海看望哥哥、姐姐时,哥姐的孙辈中有的年龄都比我大,“四川的小阿叔”,就是那时候叫出来的。再后来,随着老一辈的先后辞世,上海的亲人渐渐地都失去了音讯。记得是90年代初我去上海公出,父亲给了我几个地址让我去找找我的堂姐淑卿、堂哥咸达,我去找了,坐出租车跑了大半天,无果。倒是仍然留在老家慈溪的两位叔伯哥哥咸飞、咸铎,很多年一直与父亲保持着书信联系。两位堂兄是我二伯父的儿子,由于父母早逝,他们的日子一直很艰难,父亲心疼侄子,常有经济上的帮助。他们则是无论多艰难,过年都会给我父亲寄来20元,汇款单上附言说:“为小叔除夕添酒”,年年如此。父亲日记中记:“路途数千里,远道关注,实在难得。”飞、铎还常给我们寄来家乡的梅干菜和杭州湾的鱼虾干,那都是父亲的最爱,妈妈用梅干菜烧肉,特别好吃。
从杭州湾返杭时,专门到慈溪市城市中心小转了一圈,无法想象,这座充满现代气息的城市,在父亲的童年、少年时代——直到改革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末——还是余姚所属的一个海边小镇。在高速上路过余姚服务区,特地进去买了几袋梅干菜。晚上回到杭州,朋友们找了一家江浙特色菜网红店,我说作为“浙江人”,今天必须我做东,我专门点了梅干菜烧肉,味儿就是我妈我外婆烧的那个味儿,但在本埠,叫“梅干菜扣肉”。
晚间,与女儿女婿有互动,女儿在微信中说:“老爸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回去一趟,除了虽然陌生但留在血液里的那份故土情怀外,还想吹吹苏杭的风,走走爷爷曾经走过的路……”
心,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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