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运河的发展，与运河漕运息息相关。漕运是中国古代政府将征收来的部分粮食，主要通过水路，将其运往都城或其他指定地点所形成的一整套管理制度。漕粮运输关系王朝命脉，意义重大。为保证漕粮运输的顺利完成，历朝历代都会设立相关的管理机构，形成从上至下的有序管理，从漕粮的征收、运输到交仓，再到赋税制度的实行，运河上的一整套管理不光涉及水利设施的维护、船只通行的管理，更与运河沿岸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隋大业四年（608），炀帝为便于黄河以北的军事运输，而“诏发河北诸郡百万余众，导永济渠北通涿郡。　　永济渠的开凿，成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这条大运河为推动隋唐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与繁荣起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也带动了鲁西北地区沿河郡县的繁荣与发展。唐五代时期，由于黄河泛滥，决洪冲溃运河，漕道淤塞，舟楫不通。 

淮安漕运总督部院复原沙盘     北宋时，运河（即宋之御河，也就是永济渠）亦为北宋朝廷与北方相联通的重要河道，多次治水。然，黄河溃决叠相出现，宋政府东堵西决，西堵东溃，治理运河疲于奔命。总之，引黄河水以济运道，实是害大而利小。元丰之后，山东西北部的运河，以临清为界，向南不与中原、江淮交通。仅能向北通航。        金朝以前（宋金对峙“南北运道不通”除外）的大运河，因水源匮乏及黄泛冲淤，时通时塞，时兴时废。漕运主要靠陆运，辅之以水运。 

乾隆南巡图     清朝乾隆皇帝曾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六次巡幸江南，每次一般都要到江宁府（今南京市）、苏州府、杭州府、扬州府，后四次还巡幸了浙江的海宁。     乾隆十六年，为了奉年届六旬的皇太后南下游赏，乾隆皇帝仿效圣祖康熙皇帝的南巡旧例，从北京出发，最后从绍兴回銮。全程五千八百余里，历时一百一十二天。乾隆皇帝共写了五百二十余首御制诗，并从中选出十二首，本着“以御制诗意为图”的原则，令宫廷画师徐扬依前后次序分卷描绘。     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以前，元政府为开辟漕运河渠，下了不少力气，然而东南漕船由济州河至东阿，其后便卸船装车改为陆运，至临清后再卸车装船沿御河北运直沽。东阿至临清其间200余里旱路，一到雨季，道路泥泞，漕輓艰难，困苦不堪。    至元二十六年，元世祖诏命“出槠币一百五十缗，米四百石，盐五万斤”，征调民夫3万人，从安民山开渠至寿张县，然后折西北行至张秋镇，继续弯曲开渠，经阿城、七级、聊城东至临清与御河相通，共长250里。迄于当年六月竣工，世祖赐名“会通河”。为了保证会通河水量以利漕船通行，元朝廷又在“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间设置节水闸31座。因而此段运河又称之为“闸河”。   会通河的凿成，南北贯通了京杭大运河，便利了南北交通，节省了漕运的工时和费用。但是由于水源不稳定，河道时患浅涩，不胜重载船只通行，所以终元一代，漕运仍以海运、陆运为主。到元朝末年，因黄河多次决口，运道被黄泛冲淤，而逐渐废弃。   明朝初年，漕运多为“陆运”，并参之“海运”。海运多险，陆运亦艰。成祖下决心恢复元朝运河渠道，以利漕运。在东平州戴村建坝，阻遏汶水，不让其流入洸河，让其尽流入南旺湖。由南旺而中分，十分之四向南流至徐州、沛县入河、淮；十分之六北流至临清会合漳河、御河。南旺以南建闸21座，南旺以北建闸17座。使会通河水得到很好的节制，从而保证了会通河的水源。   并还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等沿河两岸边的“并湖地设‘水柜’、‘陡门’”。设在河西的叫“水柜”；设在河东的叫“陡门”。“水柜”用来蓄积湖水，以保证运道水源，不使春冬及旱天时漕船阻浅。“陡门”用以排泄运道的涨洪，以防冲刷堤岸而溃溢。   其后，至正统年间，又浚滕县、沛县的淤塞之河，易金口堰土为石坝，用以蓄水，以济运河水源。景帝时，增设济宁至临清一段的减水闸。等等治运工程接连不断。因而，使运道水源充足，河道加宽，堤防加固，漕运能力大大加强。八百斛的漕船可以畅通运道，每年漕输量达100余万石，其漕运水平远胜元代。因运道的畅通，使明政府停止海运与陆运，漕运全靠运河了。纵观历史，在各代对运河的治理上，以明朝投入最多，成绩最大，收效也最著。

天下九督，淮居其二。   明清二朝，淮安为中央政府的河道治理中心、漕运指挥中心、漕粮传输中心和税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