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最难是叙史：不远的《道光十九年》

周育民

渭滨先生去世已经五年多了。他是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是我的学长；我入行之后，向他求教请益甚多，是我的老师；经常开会讨论，互相切磋争论，也是朋友。这么一位以学相识相聚的学长、老师和朋友去世之后，难免不经常怀念他。他的故居在七宝老街，离我住的地方不远，五年多来，每次路过七宝，我都不想踏进老街，因为在那里再也见不到他，心会痛。

在他去世前一年，我去他家拜访。临走时，他给了一本他刚出版的新书《道光十九年》，并且郑重地要我提出批评意见。世人赠书题字都有“教正”“雅正”之类的谦词，但这么多年的交往，我知道沈先生对我说的，绝没有“客套”之意。后来几年，忙着其他工作，没时间读这本书。今年大疫，手上的事情基本料理完毕，重读道光朝的旧事，便打开了沈先生的书看了一遍。

沈先生是位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而于文字很下功夫的一位学者。从“文革”成长起来的学者，大抵难免受到“以论带史”之风的影响。陈旭麓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丛书”，从历史事件、人物传记入手，编写适应大众读者的小册子，带出了一批学子，沈先生从那时起便从事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后来在中国史学界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翘楚。以中学教师进复旦大学任教，沈先生是相当重视的，讲义写了厚厚三本。“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这第一章的备课，可以想见，也是沈先生当年最花功夫的。中国史学界有所谓“五朵金花”，其实只是古代史的“金花”；近代史的“热门”是“三次革命高潮”。沈先生于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有涉猎，主要功夫还是在辛亥革命。但当年对于“鸦片战争前史”下过的大功夫，总想有个交代、有个继续。这大概就是他在晚年完成《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一书修订之后，决定写《道光十九年》的动因之一。

年代史，是这几十年里新兴的一种叙史方法。这种叙史方法，尚无一定之规。有的学者选择一个在历史上具有明显划时代、划阶段年代作为叙事的由头来写，有的则选取一个年代作为解剖历史的横断面，但在实际写作过程中，两者都会互相渗透。“道光十九年”，是个比较尴尬的历史年代，旧时代尚未落幕，新时代序幕尚未打开，但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爆发的许多要素，却是在道光十九年完全形成了。宫廷里虽然还有许多鸡零狗碎的事情，但最大的事情就是广东禁烟了。这是沈先生相当熟悉的课题。

但选择“道光十九年”这个话题，是沈先生在晚年对自己的一个挑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无形中以1840年为时间界线，互不越“雷池”，因此，“清史”无形中分为两截，治近代史的，谈鸦片战前的中国，除了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队腐朽、闭关自大之外，对清王朝的全貌并不甚了解。改革开放以后，近代史界开始注意战前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和学术，不在“雷池”前固步自封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人，都要“走出中世纪”；而回望道光十九年，却要“重回中世纪”的历史现场。沈先生是位思想活跃的历史学家，他是怀着浓浓的兴致，走进“道光十九年”，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坐标上观察、体会那段使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来龙去脉。这绝非是件轻而易举的工作。

沈先生的“导论”《从中国社会的封闭性说起》，这个话题并不新鲜，而书的主旨是他最后说的那句十分精辟的话：“资本主义海外市场的开拓，殖民地制度的形成，对于被开拓者、殖民地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痛苦和蒙难的过程，当它们原有的落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血火洗礼中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动时，它们也就被迫逐步地走出中世纪的蒙昧状态，获得了通往世界的机会。所以，落后国家在时代大变动中发生超同时代潮流的历史性大转折，取得社会进步与价值观的更新，往往是在一种被扭曲了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正义和非正义，进步与反动在历史大潮中的辩证法。”这种“历史辩证法”对于各据左右思想两极而风光无限的某些名流而言，是几乎无法理解的事情。当年那种充满正义感的愚昧、落后和自私贪婪的文明、进步之间在大搏斗之前的对视，马克思当年是感悟到了，沈先生要把这样的悲剧场面形象地描绘出来，让读者不断有所领悟、思考中国“走出中世纪”坎坷和漫长的道路：落后不一定挨打，愚昧才是挨打的主因。

就一个事件、一个年代地进行长篇叙史，对历史学家而言，是件十分艰苦工作。粗线条的勾勒与翔实的细节，都需要史家搜集大量的史料，在此基础上重构历史的现场和历史人物的活动乃至心理、情绪等等，从而把读者引入历史的现场中，倾听作者的叙说，随着作者的思绪、情绪而共鸣。历史学家叙史的时候，是一个被史料捆住手脚的舞者，需要以极大的心力和智慧，才能让读者并不觉察舞者的举步维艰，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他所叙说的历史本体上来。这需要耗费历史学家极大的精、气、神，而且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持续不断，年届高龄的沈先生，已经多种疾病困扰，还对自己提出这样巨耗心力、精力和体力的任务，我只能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读完第一章“世变前的众生相”，我不能不佩服沈先生的笔力和文采，他真的做到了引人入胜的布局，从官吏和贵胄、皇帝和枢臣、都门士大夫各个方面，构画出了“促使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契机，正是在上自朝廷、下至公卿士大夫们毫无感知、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悄悄然地到来的”背景。以下各章，从广州的公行制度、鸦片贸易与走私、清政府禁烟政策的讨论及道光帝的决策、禁烟运动的兴起到林则徐去广东禁烟，英方对禁烟政策的反应乃至武装挑衅、走向战争，整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沈先生娓娓道来，夹叙夹议，细腻而清晰，主要人物的态度、情绪和思虑，在行文叙事中自然带出，有理有据地分析，让人感到有一种历史的血肉与活力在。对专业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道光十九年》是系统了解鸦片战争前史的上乘佳作。其中有些沈先生个人的学术观点，文中虽然没有展开，也是专业工作者在以后的叙述需要给予重视的。一位节目主持人读了《道光十九年》以后，决定拍一部多集历史纪录片。制作过程中，她与沈先生进行过多次的长谈，据说已经做好了几集。沈先生走了之后，她不想再做下去了。这不难理解，当沈先生进入历史现场之后，他谈吐之中不经意流露的那种感悟、深思和激情，会给一个作品注入灵魂、注入一种生命。先生走了，这片子还有灵魂和生命么？或许会有，但未必再是沈先生的了。而她要拍的，不仅仅是《道光十九年》，还有在历史现场叙说的作者，他的精、气、神。

虽然内容大致熟悉，我还是抱着浓厚的兴趣读完了全书，因为想读的，不仅仅是内容，还有凝聚在其中的精、气、神。后者，只能意会，却难以言传。读者要意会，还是需要亲自静心地仔细去读。

掩卷闭目，回味片刻，我便仿佛与沈先生一起坐在他家的沙发上，抽支烟，喝口茶，对他说，“读来不累，两天功夫就看完了。先生在文字布局和史料剪裁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沈先生摆了摆手，依然郑重地说：“还是讲你的批评意见。”

我有点踌躇，但“遵命”斗胆地直说了：

道光帝在道光十九年时，很骄傲，觉得自己很厉害。他虽然没有像乾隆帝那样有“十全武功”，但从道光元年到十二年，平定永北彝民起事、平定张格尔叛乱、二次进兵南疆以及平定湘粤瑶民起事，不过十二年时间就有了四个“武功”。虽然他知道武备上的腐败，但在军事上他并不相信还有“对手”。但他又很心虚，国库没多少银子了。所以林则徐讲鸦片烟会使中原无御敌之兵、无充饷之银，很触动道光帝。而他反复叮咛林则徐勿起“边衅”，未必是担心兵力，而是担心银子，因为一动兵就得上千万两银子。虚骄之气与愚昧的关系，似乎还可以铺陈一下。吴义雄先生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中华书局2009年版）对于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作了系统的研究，如果有些内容能够融入书中，可能会写得更加准确、细腻和生动一些。

说到这儿，我吸了口烟，转头看了看沈先生。他微微笑着，吐了口烟，在说什么，却没有声音，然后他随烟化去了、化去了。我的眼眶湿了。我知道，我已经再也没有与沈先生这样爽快的谈话机会了。

这不是我的幻觉，而是我的憧憬。——一种读完书后真想与他谈谈的憧憬。五年多前的一个夜晚，他带着病躯与我长谈了一个小时，谈到了生与死，但没有约定生者与死者如何继续交谈，——如果可以约定的话。

我觉得，沈先生在消逝前，好像是在对我说：“道光十九年”离我们不远、不远。我看了看时间，已是2020年10月8日凌晨2点多了。我得去睡了。呵，“道光十九年”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