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订正有多繁难：以巴富尔到上海为例

“历史就是历史”，在许多行外人看来，白字黑字写下来的东西就是“历史”。其实，历史工作者经常做的工作，是史实的订误工作。最近在做上海开埠初期的一段历史，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是巴富尔，我们就以他受命来上海赴任的行程作为例子，说明这个史实订正有多繁难。

卜舫济的《上海简史》说，“他从广州出发，于1843年11月8日到达上海。”（F. L. Hawks Pott,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p.12, China International Press, 2008.）

陈诗启《中国海关史》说“1843年10月6日，英国领事记理布到厦门，……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是和厦门领事记理布同船到厦，随即转赴上海。”（《中国海关史》第6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

根据这两条材料，我们大体可以理出一条线索，即1843年10初，巴富尔与记理布离开广州，6日到厦门，记理布下船后，巴富尔继续前行，在11月8日到上海。

这么叙述，似乎有根有据，但却有个大漏洞，从厦门到上海，怎么需要一个月的行程？哪个环节出错了？陈诗启记载出错的可能性最大。

据福州将军保昌、福建巡抚刘鸿翱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奏：“巴富尔、记理布已于九月初四日同抵厦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第2784页。）该年九月初四日，是公历10月26日，陈诗启的日期提早了整整20天！是排字工脱漏还是其他原因，反正许多关于记理布到厦的日期以讹传讹，都说成了9月6日。

但从厦门到上海，路上也不需要花上12天时间，其中还有问题。

兰宁、柯灵的《上海史》记载：“巴富尔上尉在广州搭乘‘雌狐号’（Vixen）轮船乘东北季风北上，在舟山换乘去上海的‘美杜莎号’ (Medusa)，于1843年11月8日晚上到达上海。”（G. Lanning and S.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vol. 1, p.275, Kelly & Walsh, 1921.）

事情好像清楚了，他到了舟山之后，得等去上海的轮船。根据德庇时的记载：“‘美杜莎号’轮船从舟山到上海要花一天多时间。”（Sir John F. Davis, 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 vol.2, p.61,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2.）巴富尔离开舟山的时间应该在11月7日。

但到达“上海”的时间又出现了记载歧异。

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记载：“1843年11月8日，巴富尔带着翻译麦华陀等，乘一小火轮，从广州到达上海，当日便进城投递照会。”第二天与上海道台宫慕久会晤。（第1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889年版。）巴富尔乘一小火轮由广州到上海，从上引资料可知，已是错误。而且到的不是“上海”而是吴淞！

英方另有记载说：“1843年11月9日，英国女王陛下的领事巴富尔上尉抵达吴淞。”然后换乘“火河号”去上海县城。（H. Lang, 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 pp.17-18,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5。）

这条记载，提供了一条线索，即巴富尔首先到的是吴淞，当时地属宝山县，不是“上海”，可见，所有关于巴富尔到达上海的时间地点的记载都搞错了。巴富尔由吴淞到上海县城，乘的是另外一条小火轮。但它说的到达吴淞的时间又存在问题。9日当天到吴淞，再换乘轮船到上海县城，上海道台宫慕久怎么来得及安排文武官员迎接？甚至8日晚上抵达吴淞的记载都可能存在问题。

兰宁、柯灵和卜舫济的书中，都记载了宫慕久及时回访巴富尔所乘“美杜莎号”的事情，但“美杜莎号”停泊在吴淞，而“火河号”停泊在上海县城外，宫慕久有什么道理跑到吴淞去“回访”巴富尔早已离开的“美杜莎号”呢？

根据我现在看到的材料，巴富尔来沪赴任的经过情形，可以用下面这段文字表述：

10月8日，中英在虎门就五口通商具体事宜及关税税则达成协议，英方即派领事前往各口。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厦门领事记理布同乘“雌狐号”由广州出发，于26日抵厦门，记理布下船后，巴富尔继续乘船到达舟山。继而换乘“美杜莎号”于11月8日抵达吴淞，第二天又乘“火河号”到达上海县城小东门外。

就这么100多字，涉及中外书籍七八种，哪一本书都不能全部采信，只能提取一些合理信息。这些合理信息的整合，是不是真正的“史实”，只有“天知道”，历史工作者只能尽其能力以尽量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件事，还算有一些史书可以查证核实考订的，如果没有辅证材料，即使可能存在讹误的“唯一记载”，也只能永远地以讹传讹下去了。“历史”还“就是历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