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利弊问题

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网上关于甲午战争的议论也多了起来。有一种很新奇的论调，叫做甲午战争利大于弊。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弊自然不用说；而甲午战后中国人的觉醒，就是论者所谓的“利”。

中国古人有“祸兮福所倚”的辩证祸福观，祸与福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对于甲午战争的利弊问题的讨论，看起来有点辩证方法，但实际上是一种诡辩。

运用辩证法看待历史事件，首先要求确定事情的性质，事情的性质通常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另方面则是以中国军队为主体的反侵略战争。从战争的准备、发动以及整个战争的结果，日方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决定了战争的基本性质。以利、弊来衡量，也应该是以交战双方进行比较。甲午战争造成了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这绝对是“祸”，这个事情的基本性质不容改变。

祸与福、利与弊可以转化，但在辩证法看来，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就历史领域而言，就在于历史参与者的主动能动性的发挥和创造转化条件的可能性。在中法战争之后，中国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已经出现，维新思潮已经涌动，甲午战前孙中山还上书李鸿章，这些都说明中国内部已经出现了改革的潮流。它后来的蓬勃兴起，甲午战争只是起了刺激作用。因此，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由维新走向革命，社会发生巨大进步，这种祸福转化的条件在中国社会内部已经产生，而不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战争带来的。

诡辩论也讲事物的两面性，也讲事物的转化，但它与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根本不分析事物的性质，也不论事物转变的条件。

以性质分析而论，辩证法要求判定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个策源地，一是日本，一是欧洲的意大利和德国。日本作为策源地，起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达到高潮。欧洲的法西斯战争，则以1936年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西班牙战争为标志。这一阶段大体是法西斯发动的局部战争时期，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英法相继对德宣战，从而进入了世界大战时期。在这一阶段，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在军事上保持了进攻态势，处于优势地位，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这前两个阶段，无论是局部战争还是世界大战，其基本性质都是法西斯侵略战争。但到1941年底，美国因珍珠港事件宣布加入同盟国参战，大大增强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由此开始转变，具有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这种战争的性质变化，不是根据利与弊的消长为依据，而是根据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的变化为依据。

以事物转变的条件而论，辩证法以否定之否定法则论转变，而诡辩论则抹煞事情的性质、转变条件论转变。中国古代的祸福相倚论，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我们之所以肯定其有辩证观，是因为它对事物有明确的性质区别，即对祸与福有基本性质的判断；之所以说它“朴素”，因为它缺乏对于事物转化内在原因和条件的分析。唯物辩证法讲转变，强调的是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一个事物性质的转变，就是一种否定，这种否定不是一种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基于事物发展的内在原因和条件而形成的发展趋势及其结果。诡辩论往往不去分析事物转变的内在原因和条件，把一些表面现象撮合在一起，作一些似是而非的浅薄庸俗的判断。

以利弊论甲午战争，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利弊相等，似乎中国得失相当；利大于弊，是不是中国应该承受这场侵略战争？在这里，既没有战争性质的判断，也没有基本的人类道德价值观念，只有简单的利、弊权衡。这是多么庸俗浅薄的历史观啊。就利弊权衡而言，哪个民族会蠢到以经受一场侵略战争的大祸以求战后之“福”？那个学者会蠢到将一些根本没有同一标准东西放到一起来进行比较？

把甲午战争这样一个严肃的历史问题，用权衡利弊这种庸俗诡辩的方式进行评判，是在愚弄中国人的智力，还是中国人的智力在愚弄，很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