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中国政治中心与副中心

最近关于中国政治中心与副中心之类的议论甚嚣尘上，保定作为副中心的首选而房价飞涨，似乎已有定为国策之意。

保定原为清代直隶首府，天津虽为繁华之地，在行政上不过海防卫所。鸦片战争以后，因地位日趋重要，尤其是辟为通岸口岸之后，成为兼任三口通商大臣的直隶总督经常驻所，保定在华北的行政地位一时为之转移，但其作为拱卫京师重镇的军事地位并为失去。1968年，河北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之后，保定的地位简直一落千丈。天津已是直辖市，行政机构已经很庞大，各大央企总部迁入，很少立足之地，保定这座昔日省会，地近北京，自然成为首选。

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首都与陪都。陪都之设，大抵为一家一姓的王朝安全着眼，首都一旦发生不测，陪都即可递补。明代设北京、南京；清代设京师、盛京，均为此意。近代国家，非一家一姓统治，除非国家处于危亡之际，没有陪都一说。现在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已经庞大到难以承受的程度，向周边城市转移若干机构，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就是“副中心”一说的由来。其实这不过是“摊大饼”的继续，造一个更大的“北京”而已。华北大抵为缺水地区，把大饼这么摊下去，“南水北调”以及这些地区的环境“自净”能力，都会成为很大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大计，至少得有百年“远虑”。

由于各国历史发展情况不同，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融为一体的国家不少，也有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立的情况。从历史上看，中国政治中心循由西而东的轨迹。周秦以来，都城由关中经河南而移至燕京，而经济重心却呈由北而南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中心和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中心这样一个基本格局，其他还有一些大区域的经济中心如广州、武汉、重庆、天津等。

保定之将成为中国央企中心，当然是中国当今政治经济体制特色的产物。曾经驻足北京的各大央企总部，不会因为迁到保定而切断与行政权力说不清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保定也不会因为这些央企总部的迁入而跃升为全国经济中心。因为这些央企总部虽然各自拥有调配全国相关资源、资金的权力，自身却不是生产和交易的经济活动中心。央企总部的集中，固然会对保定形成“总部经济”效应，但对保定市政府而言，要面对如此众多的公公婆婆，却也会出现头尾倒置的烦恼。至今省会与保定之间，也会出现相当复杂难处的关系。

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因此称为“首都”。现在要搞一个政治“副中心”，保定的地位就变成比“陪都”更高级的“副都”了。这个“副都”不同于过去的陪都，平时备养，战时启用，而是正儿八经地在当作“央企首都”在那里运作，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国资委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也势必要有派出机构常驻，这对“政治中心”也不是什么丢包袱的喜事。机构人员增加不论，被派出机构与派遣机构虽然有主从地位，但派出机构背靠“央企首都”，派遣机构难免有尾大不掉的后患。

在皇城根下，央企总部要形成政治气候，有一定困难，但有了一旦有了“副中心”，总部之间的横向联系将大大加强，在若干年之后，会对中国的经济决策产生什么影响，在政治层面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很难估计，但不能不计。央企号称“共和国长子”，让“长子”头儿脑儿们聚集在一起，不可能不形成呼风唤雨的能量。曾为央企中石油掌门的蒋洁敏，就生了“生进中南海”的异心，保定可不会像“冥都”八宝山那样清静无为，有了个“副中心”的名号，届时全国上下都不知道“中心”何在了。

国家的政治中心只能一个，不允许存在什么“副中心”。央企总部，不宜集中在一地，该解散的解散，解散不了的，分散到其主干企业所在的当地。切断央企与政府行政机构的不正常关系，这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迟早要走的路，不如在解决“大北京”的难题过程中一并解决。现在这么搞出个“副中心”，一旦形成后遗症，要动手术切除，保定面临的可能是直督迁津、省会迁石之后又一个噩梦。

但愿这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