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学生签订“自杀协议”之议

现在，大学生、研究生的“自杀”现象似乎有所增加。遇到学生自杀，从教育行政到大学上下领导，无不紧张万分，要花大量精力应付家长亲属的“学闹”，最后的结局无非是花钱“摆平”，而花钱多少，就看“闹”的时间和力度。这种无序的惯性，终于在东莞理工学院所属的民办城市学院弄出了一个学生“自杀协议”。

法律专家说这份协议“无效”，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没错。但从法律的观点看，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作为年满十八的公民，具有对民事和刑事行为的完全责任能力，如果非因学校方面的原因而“自杀”，学校其实没有任何民事责任。因为是本校学生，不幸自杀，学校方面给予家长以抚慰金，也是出于自愿和道义，而不能出于“学闹”的压力而“不得不”。如果真是学校方面的责任，也应该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在法院的参与下进行民事协调和判决，包括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现在，绝大多数学生自杀事件，几乎都是“私了”；私了，是出于家长闹的强迫。考试不及格自杀了，失恋自杀了，与家长闹翻自杀了，找不到工作自杀了，同学矛盾自杀了，只要在校园里发生，都成了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赔偿要求”不满足，就闹不罢休。在法制国家，学校是要请警察来干预的。但中国是个“讲人情”的社会，人家孩子死了，闹也“正常”，你再请警察把家长关到局子里，太不合人情。如果当事人受不了这个“气”，再玩出拼命的事来，校方更加麻烦。超越法制的“乱花钱”就成了这类事情的润滑剂。东莞的这个民办学院不愿花这个“冤枉钱”，又找不到其他“救济”渠道，就拿出了这个于事无补的“馊主意”。

现在开学典礼、入学教育，“生命教育”成了第一课。与新研究生见面，我也不得不入俗套。讲不要自杀，太不吉利，只能以同学同室和睦相处的“正面教育”为由，甩个“谢同学不杀之恩”的“包袱”，让大家从笑声中互相珍重生命。生命教育，是学校的责任；但学生如果自己不对生命负责，那么这个“不负责任”的生命社会、学校都不可以代其负责。引起自杀的内因外因很多，社会学家会列举大量事实证明“社会责任”，大都是些七拐八弯的间接因素，这类间接因素同样对不自杀的人起作用。所以，拿到法律层面，只有直接原因才能“负责”。

这样“花钱消灾”处理学生自杀事件，从教育的角度看，示范效应很坏，是大学最不应该做的事情。第一，败坏社会风气，鼓励了“无理取闹”。第二，让其他在校学生看到了“法制教育”的“虚伪”，老师、学校遇事都在法外行事，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学生遵守法制？第三，强化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金钱拜物教，让学生从这类事情的处理中“领悟”到“世上没有钱摆不平的事”。用钱打点“关系”，用钱行贿，乃至用钱买官卖官之类，虽然与“摆平”学生自杀的事性质不同，但背后的机理是一样的。

对一个年青生命的消逝，不论是自杀还是他杀或是意外、病故，老师、家长的心情都会无比沉痛。但是，对于这些年青的自杀者，人们在惋惜沉痛之余，也会在内心深深地进行谴责：你有什么权力中止父母给你的生命，有什么权力让父母、亲人、老师、同学和朋友承受这种巨大的痛苦？不论你在结束生命之前有多大的痛苦（在大学生、研究生这里，这类所谓“痛苦”大多还远不到“要命”的程度），在你结束生命的那一刻，暴露的却是可鄙的自私。在离开这个社会之后，再让自己的家长到学校上演毫无尊严、无理取闹的一幕，对于学校、老师、同学和自己亲人的伤害，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所以，大学对于学生自杀事件的处理，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出个条例。公安检察机关立即介入，目前已经做了。对于学生家长到学校来了解情况，学校应予认真接待，表达慰问，做些抚慰工作，并在自愿的前提下给付一定的慰问金，以补助丧礼费用。如果家长要求学校“赔偿”，一律走法律程序。影响教育行政运作和教学秩序的“学闹”，只能请警察来劝阻，不听劝阻，只能按有关社会治安条例进行惩治。学校方面只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做下规矩，这类界限不清的“人情”，数量不清的“摆平”费用，就会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