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唐振常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暨《唐振常先文集》出版座谈会”的发言

今天的纪念会，气氛有点沉重。作为晚辈，我与唐先生没有深交，本没有资格发言，因为话筒就在我旁边的施宣圆先生这里，就顺便谈些花絮和感想。

第一次与唐先生近距离接触，就近到了我也不敢想象的地步。那是1991年在武汉东湖宾馆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会议竟然将我安排在同一个房间。——那时的条件，还不能安排一个教授住一间。我当时作为一个青年学者，唐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史学家，同睡一房，真有点令人诚惶诚恐。第一天晚上，唐先生和香港大学的赵令扬等人一起外出喝酒，很晚才回来。半夜时分，我被唐先生的梦话惊醒，他说的是英语：“I can’t drink too much, no no.”，看来他还在梦境中婉拒别人的敬酒。第二天起床，我与他聊起这事，唐先生笑笑说，我在香港大学工作过，昨天几位香港的朋友让我喝多了。我由此知道，唐先生的酒量很好，英语也很棒。

十年之后，唐先生病重住院。澳大利亚的学者马丁来上海，我们一起去医院看望唐先生。唐先生坚持坐了起来与我们一起交谈。马丁只会说英文，说了许多问候的话。我突然发现，唐先生对英语的反应明显迟钝，竟然难以用英语回应。我这个“半瓶子醋”的英语只能临时充当起“翻译”，传递两人的交谈。

告别之后，我感到十分悲伤。一个年届八旬的学界老人，在病入膏肓之时，本来能够熟练交流的第二语言能力也几乎丧失。我想，这次拜访可能带给他的更多的是一种痛苦。由此我想到，学术界的晚辈应该好好善待现在还在世的前辈。上海社科院历史系的领导和同仁，花了极大的心血为唐振常先生出版了七卷本的文集，就体现了学术界对于前辈的这种尊重，也使我对历史所的领导和同仁产生由衷的敬意。

熊月之先生为唐先生文集写的文章，很生动具体，读来十分亲切。但没有提到唐先生与我提到过的在香港大学工作的情况，希望历史所的同仁和家属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使唐先生的生平更加详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