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了瞿同祖先生

周育民

今天早上，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想起了瞿同祖先生。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历史系的每届学生，我都竭力推荐这本书。在我看来，没读过这本书的学生，是不能搞中国历史研究的。

与瞿同祖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时我对瞿鸿禨与丁未政潮有点兴趣，在上海图书馆看到了《瞿文慎公遗集》的稿本，又看了《长沙瞿氏家乘》，知道瞿同祖先生是瞿公的长孙，想来他这里或许有点史料。当时他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学术委员，我便写了封信给他，想与他见个面。所里把信转给了他，不久，他给我回了封信，告诉了他的住址。后来，我乘到北京出差的机会，便到他的家造访。瞿同祖先生住在北京东长安街的南观场，敲门之后，老爷子亲自出来开门。这是一位精神钁烁、身材高大的白发老人，讲话声音宏亮，根本看不出是八十岁的高龄，也与照片上脸庞瘦削的瞿鸿禨相差很大。屋子很大，除了老爷子的大书桌和书架之外，屋里的其他东西似乎都放得有些零乱。坐在沙发上，我就向老爷子汇报了我的研究情况和问题。在旁的一位年青人，估计是瞿先生的孙子问：“他讲的是谁？”瞿先生说，“是我爷爷”。这青年人算了一下，这怎么叫啊？他不知道曾祖之上还有高祖。“这么说起来，我家的祖上还是个大官呢！”瞿鸿机官拜军机大臣，当然是个大官。看来瞿老爷子平时不与晚辈谈及他们的显赫家世。认真听完我的汇报之后，瞿先生说，“我虽然是瞿鸿禨的嫡孙，但没有保留他的什么书信札件，因为后来去了美国，家里留下些什么，我可能也不知道。小时候对爷爷的印象还有一些，但不多，恐怕与你的研究没有多大关系。或许上海的亲戚那里会有。”他随即写了一个地址和电话，时间相隔太久，是瞿宣颖还是瞿宣朴的后人，我记不清楚了。我起身告辞时，瞿先生特意关照：“瞿鸿禨已经是个历史人物，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和评价，不要有什么顾虑。”

回到上海，我按照瞿同祖先生提供的地址，找到了瞿鸿禨的另一位后人，一位七十多岁的长者，他保留的只有一份瞿鸿禨逝世的讣文，史料价值并不高。

我的两篇文稿《从官制改革到丁未政潮》和为《清史人物传稿》写的《瞿鸿禨》在发表之后寄给了瞿同祖先生，以往便没了往来。瞿同祖是2008年去世的，大约是我那次拜访的二十年之后。

历史，会把各种不相干的人汇聚到一起，我与瞿同祖的一面之缘，大概也就是这种“史缘”，因为要研究他的祖父，而需要向他了解一些情况，事情结束“缘分”大概也就尽了。但是，瞿先生的书《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等等，却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学生无论如何都要看一下的，这种“学缘”，不会因为他在世或去世而结束。忝列学林，常常会扪心自问：“你能留下一本像瞿同祖先生这样的书吗？”汗颜之余，不能不对像瞿同祖先生这样一批站在学术高峰上丰碑式的人物怀有崇高的敬意。在高校、科研机关工作的林林总总的学人，在科研考核枷锁之下为发表论文、著作指标而困挠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这种对于学术丰碑的敬意和追求。前者是学僚的政绩工程，后者才是学人自己的良心工程。瞿同祖回国之后再也没有辉煌的成就，敲打的是中国学术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有没有扪心自问的自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