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格鲁特小传

                尹茨.迪.伯克莱、哈维.莫利   撰稿

                     周育民       编译

    迪格鲁特（Jan Jacob Maria de Groot）于1854年9月18日出生在鹿特丹郊区的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个商人，他儿子希望成为海军军官，但被拒绝了。迪格鲁特在鹿特丹的法国学校毕业后去了代尔夫特 [1] ，起初想进入殖民署，但很快注意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招聘中文翻译。他的申请批准后，于1873年进入莱登大学学习中文。经过三年多的学习，他被派往厦门。迪格鲁特于1876年12月由马赛起航，至1877年2月2日登上了福建东海岸的这个小岛。厦门是荷兰东印度各殖民地招募的中国工人的老家，在这里，用厦门的方言培训荷兰的翻译。迪格鲁特只在那儿学习了一年，就被招到八达维亚 [2] 从事华民事务的公务工作。在派往西婆罗州 [3] 期间由于没有公务在身，他开始整理自己在厦门收集的资料，撰写了《厦门中国人的节庆风俗》（The Yearly Festivals and Customs of the Amoy Chinese），于1883年在八达维亚出版，出版费用是由当地商人团体资助的。此书以其精湛的研究而使作者声誉鹊起，被认为是当时最杰出的年轻中国学学者。1883年迪格鲁特登程回荷兰，并参加了当年9月在海牙 [4] 召开的第十六届东方学国际大会。在那次会议上，他遇到了法国艺术品收藏家艾米尔.杰美特（‹mile Guimet），他请求迪格鲁特同意他将这本书译为法文，他同意了。经过作者修订和扩充，法文版于1886年在巴黎出版。1884年，因他的成就，莱比锡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迪格鲁特急切地想重操旧业，便向殖民事务部提出申请，请求派往中国去两到三年时间从事科学研究。申请获准后，在几年时间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中国语言和伦理。他的公务是轻松的，只是招募华工去苏门达腊，还可领取工资。1886年1月，迪格鲁特离开欧洲，在八达维亚停顿一下之后，于6月到达厦门。他在厦门渡过了硕果累累的四个年头，在那里观察和收集了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素材，偶而还游访福州周围的佛教寺院或远足到邻省。在1890年春回荷兰之前，迪格鲁特还到华北进行了短暂的游历。在他那次游历时与他第一次见面的奥托.福兰克说，这个荷兰人感到自己在北方是个陌生人，不能说北方话，但在北京对国家的政教结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游历之后，迪格鲁特带着大堆的书籍、图片和考察笔记以及广泛的礼拜物品等资料，于1890年7月回到荷兰。

    迪格鲁特接受了莱登大学的邀请，任荷兰东印度殖民地人类学教授，开始了他非常熟悉的工作。1892年4月，《中国宗教制度》（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第1卷出版。他的计划早已广为周知，人们热忱盼望他的新著问世。但迪格鲁特所报答的是令人惊叹。根据总序，全书共有六部，其中包括佛教和道教。将近四百页的第1卷中，只占了一小部分----不到三分之一。很显然，除了作者之外，人们都认为这项工作不可能按已经宣布的计划完成。但迪格鲁特乐观而自信，确信他的资料宝库使他能够顺利完成自己所确定的任务。但事实恰恰相反。直到1910年第6卷问世，作者的第二部还没有完成，而且以后各卷再也没有出版。正如福兰克所说，迪格鲁特“被他的资料淹没了”。作者的人类学导致了他的失败。他对每一种仪式和风俗都要追根寻源，引经据典，全都冗长地大段翻译。资料堆砌如海，也使读者索然无味。在《中国宗教制度》中，迪格鲁特的计划，用福兰克的话来说是“展示宗教对于[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社会状况的影响。”虽然许多引文是他们非常感兴趣的（其翻译质量也是卓越的），但读者经常会自问，他所面对的大堆中文文献哪里和如何表明这种影响。尽管这项工程建立了几乎无所不包的资料宝库，奠定了后来对于中国宗教的历史和哲学研究的基础，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与作者原定的目标仍然是望尘莫及的，说它失败并不为过。

    1904年，因施列格（Schlegel）[5]去世，迪格鲁特被邀主莱登大学中国学讲席，他勉强就任。他除了继续写作《中国宗教制度》以外，还完成了若干有关中国宗教尤其是佛教的较小的研究课题。他已是中国宗教和伦理的公认权威，声名与日俱增。他三次荣获儒连奖（Prix Stanislas Julien），一次是因中国大乘佛教的研究，两次是因多卷本《中国宗教制度》。1898～1900年他还有额外的荣誉：亲自向荷兰女王介绍她的殖民帝国的风土人情。他在自己建造的家园过着舒适的生活，为学生和敬仰所包围。

    但是迪格鲁特自己破坏了这种宁静和荣誉。他对于佛教和民间宗教的研究使他能比较宗教需要、普通民众的习俗和士大夫的官方儒教。在这个他曾为其宗教宽容而赞誉的儒教国度里，迪格鲁特看到了士大夫对于所有其他信仰和宗教体系的毫不留情的镇压，他以最粗鲁的言辞攻击这个国家， 指责它是所有政府中最不仁慈的，否定了他自己以前所写的有关中国宗教自由的说法。这些新作集为两卷，题为《中国的教派宗教与宗教迫害》（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于1903～1904年出版。这部著作在中国学界、甚至在献身于中国的传教士中引起了惊愕和震动，他们无法接受作者的极端观点。

    1904年夏天，迪格鲁特对某些不堪一击的但是传统的、在荷兰学生中盛行的习惯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的同事不支持他，学生们也不愿打破陈规。争执持续了几年，迪格鲁特变得忧郁和孤独起来。来自美国的公开讲演的邀请使他摆脱了这种尴尬，1908、1910和1911年他三次访问美国。这些讲演汇集成两本书：《中国人的宗教和在中国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Chinese and Reliong in China）、《普世主义：道教和儒教研究指要》（Universism: A Key to the Study of Taoism and Confucianism）。这两本书包含了《中国宗教制度》及某些尚未出版的各卷的主要内容，但没有冗长乏味的大段引文。不过作者很快便依然故我，以同样书名再版的两本德文本又增饰了引文。

    1911年，迪格鲁特接受了柏林的中国学讲席（在1902年他曾拒绝过同样的邀请）。在德国第一次设这讲席，他热情地投入了筹建中国学研究所的工作，以及与之相关的图书馆和起草呈交普鲁士科学院的研究所计划。虽然迪格鲁特没能在柏林完成他的《中国宗教制度》，但在他去世前不久，出版了有关佛塔的重要研究成果和多卷本著作《纪元前的匈奴：中国文献中的亚洲史》（The Huns of the Pre-Christian Period, Chinese Documents for the History of Asia）第一部分。虽然他没有说，我们推测，他的兴趣转移到新的领域是由于受当时中亚扩张的刺激，希望对热点问题有所献议。

    由于信奉德国人事业的正义性，他在整个大战期间都留居德国。由此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外国友人和崇拜者，还被剥夺了过去的褒奖和头衔。德意志的崩溃使他深受困扰，他发现自己无法与革命后重建的这个新国家认同。经过几年的事变，他心力俱竭，于1921年9月24日在柏林附近的家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