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

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徐义生先生编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是一本必备书。但是，徐义生先生的生平、履历，迄今为止，几乎毫无文献资料可查。除了发表了两三篇有关近代外债的论文以外，没有他个人的论著。可见，徐先生是用他的毕业精力倾注在这部统计资料当中了。

在徐先生的统计资料出版之后，有《清代外债史料》和《中华民国外债档案史料》两部大书，前者是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定编纂，一厚册，后者是第二历史档案馆，共十二册，涉及到1927年以后的不少外债。但就史料编纂、分析、整理所花的功夫而言，均难与徐义生的书相提并论。除了中文文献、档案以外，徐义生还利用了不少日文、英文、法文档案文献史料。例如，日本外务省档案、英国外交部档案、《北华捷报》、《中华年书》、《英国蓝皮书》、《对支回顾录》、《支那经济全书》、《法国外交文书》、《美国外交文件》等等。其中有些档案文献在那个时代国内没有收藏，估计徐义生在解放以前就在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去过美、英、法、日等国，并能熟悉掌握英、法、日三种语言文字。这种精通汉语以外三种文字的学者，在那个时代可谓凤毛麟角。

以徐义生掌握的外债史料，即使精编，无论如何都可以编成二三百万字以上大资料集。但是，徐义生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最吃力的方式，把外债资料编成统计资料，用外债的基本要素分为年月、借款名称、借款者或经手人、贷款者、款额（借款额和实收额分别列出）、利率、折扣、期限、担保、条件、用途等栏目分别列出，并附以备注和资料来源。他还把成立的和未成立的外债分别列表统计。这样，就把每笔借款合同中大段冗长文字全部压缩为二三十字。这样做，对他个人而言，辛苦万分，但却为后来一代一代的研究者提供了相当的方便，避免了后人的不断重复劳动。所以，每当我翻开《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总是对这位前辈抱着深深的敬意。

现在有些不大愿意从事这样枯燥乏味的统计工作，资料书编得厚，不仅观瞻显得厚重，而且稿酬也多，可以列入什么“工程”，立项资助也比较容易。至于写书、写论文，都把写厚、写长作为“厚重”的标准，出版社按字数付稿酬，学校科研机关按字数计“工分”，象徐义生这样，以毕业精力只编了一本印刷字数不到35万字（实际上统计资料的字数根本无法用印刷字数计算）的“小书”，按照现在考核工作量的做法，肯定不及格。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想，正因为徐先生如此“精编”他的外债史料，节省了其他研究者的大量重复劳动，其功德实在是无量的。

前一段时间，我审阅了一份有关清代外债的稿子，有点为徐义生先生郁闷。清代币制、汇率复杂，所以徐先生在作统计表时，只要文献中有英镑、日金或法郎等汇率兑换数据的，均悉心登入，折算白银的平码也无一遗漏，这体现了徐先生细心精到的专业精神和学术水平。但这部稿子的作者显然不懂清代货币，也不知道19世纪银价暴跌的趋势，竟然自定外汇折银的统一标准，然后进行统计。这样做，很省事，但历史本身的事实真相在哪里呢？连花点功夫消化徐先生提供的数据都不愿干，这种稿子只能判为不合格。所以，青年史学工作者一定要重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踏着他们肩上的攀登才是扎实的。

最近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新出的观点花样不少，大多对老一辈学者的研究不屑一顾，开个会，大家争论一番，新的自“新”，旧的自“旧”，就像上海小朋友过去玩的弄堂游戏“造房子”，跳到“高层”，最后还得跳回到“底层”。徐先生们做了一件打地基的工作，要“造房子”，就要在已经打好的地基上造，没打过地基的地方，怎么能造高楼？你要另起高楼，也得先做好打地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