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屁不通的“遗书”与“专业”陈述

武冈市的副市长“自杀”，是中国近年少有的大新闻。司法结论为“自杀”，外行人也无从置疑。但留下的“遗书”，却十分有意思：

我没有多大过错，我工作很忙，收到的红包礼金没有空去存，工资卡也没取，父母妻儿我走了，我不想死，是邵东人逼死我。

一个副市长，大学毕业生，临终前写下这么段狗屁不通的文字，说了什么？什么都没说！唠唠叨叨谈些钱事，没空领工资，没空存红包，这不是这么份短遗书该谈的事。没必要谈而非谈，就是要告诉诸位，现场查获的钱就是我没空去存的礼包，而不是我从工资卡里取回的现金。如果你读出了这个意思，你还会相信这份遗书是这位副市长大人自愿而写的？

与这份狗屁不通的“遗书”相辉映的还有一段公安人员的专业陈述：“人一旦死亡，犯罪的主体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一切东西再没有必要进行调查了。退一万步说，如果他涉嫌有罪，也没有必要调查了，主体已经死亡。”中国刑法哪一条载明自杀者为犯罪主体？接下来的“退一万步”，更属荒唐：“如果他涉嫌有罪，也没有必要调查了，主体已经死亡。”但这个主体的遗书已经提示：他是被逼死的。如果这个主体是小民百姓，公安机关自可不废公帑去弄清楚其自杀原因，但死者毕竟是堂堂副市长，无论是民选还是党派，岂容被逼死？民心不容，党心不容！这个专业陈述，意思要比那份遗书要清楚：官员自杀，一概不查！管你是被逼死的还是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