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冯桂芬诞辰200周年暨冯桂芬学术思想研讨会·2009-10

冯桂芬生平二三事

周育民

冯桂芬诞生已二百年。冯公以文以行而闻于世，但于冯公之情感世界甚少着墨。我仅就生其平中所遇的尴尬事，属此小文，略道一二。

与郭嵩焘

冯桂芬在《江苏减赋记》中叙述了他和郭嵩焘共同制订江苏减赋方案的经过：“同治元年春，合肥李公鸿章督师至沪，又有幕府之约见，即说以减赋，欣然相许。余无求于李公，而以此事故，曲意赴军。同事粮道湘阴郭公嵩焘引为同志，遂以此事付我两人。先为郭公草详，缀为李公草疏，累旬始成。博访通人诹谋，询度于金布令甲名于时者，若李君友琴、邹君雨平诸人，佥无异词。”[1]冯桂芬与郭嵩焘素无交往，而于江苏减赋志同道合，结下友谊。

据《郭嵩焘日记》，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六日，郭嵩焘接到李鸿章邀赴上海之信。初九日，离安庆由水路赴沪，十二日抵上海洋泾浜。《日记》中郭嵩焘与冯桂芬交往的有关记载摘录如下[2]：

九月十九日：“冯敬亭、潘季玉过谈，甚畅。”

十月十九日：“王晓堂、徐少青、朱季云、冯敬亭来谈。”

十月二十五日：“雨。奉中丞札督办厘务。是夕，中丞奉实授江苏巡抚之命，谕旨褒嘉。”

十一月十二日：“冯敬亭前辈移住营中。高篙渔、杨绶臣、汪耕余、阳健晖、王晓莲、周瀛士先后枉谈，酬应终日。敬亭见示张君星鉴赠何愿船序，论汉学宋学源流，言乾隆中大兴朱氏以许郑之学命令海内，汉学始有专门。桐城姚氏矫之，以宋学为多士倡。新城鲁仕骥、陈硕士继起，而桐城之学盈天下。甘泉江郑堂悯汉学之不振，著国朝汉学师承记，而桐城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显与江氏为敌。国朝专门之学固不始于大兴，惜抱先生亦未尝尽废汉学，张氏亦以臆断之而已。敬翁又见示所著校邠庐抗议廿二篇，较王子寿枢言为能征实言之。”

十九日：“冯敬翁言可为书记者三人，曰赵桐生（铭），曰许鹤巢（赓飏），曰张孙萼（曾望）；可办事者二人，曰藩莘田（其铃），曰郑季雅（言诏）。赵惠甫言崇明县丞汪虎溪（守愚），为汪芝生太守（霖）之子。芝生故循吏，虎溪亦颇能嗣其家声。敬翁又言，角头司巡检袁亦斋（锺琳）有文学而隐于下吏，人亦纯实。”

十二月二十五日：“冯景亭前辈相予住宅，宜西后房。入城移居。”

二十六日：“近冯景亭前辈荐其门人张孙鄂茂才，书法尚佳。”

同治二年正月初七日：“邀冯景亭、秦澹如、徐少岩、凌小南、刘听香、刘仲良午酌，二刘不至。”

二月初二日：“薛星门大[太]翁寿辰，偕诸人往贺，旋赴中丞之召。同席冯景亭、章采南。”

初七日：“雨。孙竹堂约同冯景亭、潘季玉至若沙利洋行，会同赵俊堂、钱楚英二君，至得利洋行那伦处，观所制火轮磨。”

三月初二日：“以江苏赋额过重，详请减漕，并条陈运漕利病，详请改卫归营。”

四月十五日：“午邀松岩、荷汀、景老、季玉小酌，议减漕事宜。”

五月初二日：“中丞委苏州守李薇生兼护粮篆，即以是日交卸。”

初九日，郭嵩焘登船，经龙华、闵行，入黄浦江离开上海。

观诸《郭嵩焘日记》，冯、郭交往大抵在同治元年九月至次年五月初，历时七个月。冯桂芬于同治元年十一月正式入局，参与减赋工作。至同治二年三月，详稿完成。《郭嵩焘日记》中于冯桂芬在江苏减赋工作中的贡献语焉不详。督粮道向巡抚的详文，由冯桂芬起草、郭嵩焘定稿一事，吾人可以理断。苏松太漕重漕弊，由来已久。郭氏来沪未及半年，忙于公务应酬之外，不可能靠己之力理清脉胳。而冯桂芬着意此事已久，咸丰三年已有《均赋议》，且屡启江督苏抚减赋清弊（见《显志堂稿》卷五《与陆督部书》[已酉，陆建瀛]，《与许抚部书》两篇[癸丑，许乃济]，《与赵抚部书》[丙辰，赵德辙]，《启李宫保》三篇[李鸿章]）。李鸿章《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折》及《清查苏松漕粮积弊片》拜发于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3]而郭嵩焘已于五月二日交卸督粮道，九日离沪，日记未及奏稿之事。

《郭嵩焘日记》中记录的冯桂芬于汉宋之争的谈论，则是可看之点。冯桂芬以经世致用之学问而名于世，经学长于小学，有《段注考证》。他在紫阳、正谊书院主讲的内容，我们虽可根据其已刊论著猜测一二，但知之甚少。由《郭嵩焘日记》可知，论汉宋源流是其讲学的重要内容。冯桂芬论汉学立门始于大兴朱筠，于同时代的昆山张星鉴所言“乾隆中，大兴朱氏(朱筠)以许、郑之学为天下倡，于是士之欲致身通显者，非汉学不足见重于世” 如出一辙，或为读张氏《清朝名儒记》之心得。

上段简略记载，可见冯桂芬与郭嵩焘除减赋公事经常共同筹议外，荐人、论经，亦为交谈的重要内容。

同治二年八月十六日，郭嵩焘去广东赴任，路经上海，日记中有关与冯桂芬的交往记载很少，却关涉私事甚密：“廿一日。聘钱伯屿先生之女为室，冯景亭、钱芝门为之媒说，于是日戌刻过门。吴俗婚礼相礼用赞礼生，相仪用喜嫔，竟同戏剧。窃意吴中内政之不修，亦略于婚礼见之。士大夫之家亟正婚姻之礼，以明关睢慎始之义，亦世道人心之所宜讲求者也。小人道长，君子之忧也。吴俗所行，皆为小人助长，其所由来渐矣。新人貌陋，而一切举动似非纯良，岂吾命应然耶？廿二日。雨。钱调甫邀饭，俗礼所谓回门者也。廿三日。大雨竞日。邀饭调甫及其子籥和、冯景翁、钱芝门、杨藕舫[宗翰]、黄松龄、黄子赞、刘子岩晚饭。”新婚不久，郭嵩焘便对新妇生厌恶之意。二十八日记：“钱氏回家四日，始得安寝。”不久，对媒人冯桂芬亦甚不满：九月初二日记：“钱氏喧闹竟夕，无复人理。此举竟为冯景老所误。吴俗之坏敝如此，宜其致乱之独深也。”初三日记：“钱氏喧哄逾甚，终日不倦，真劣妇也，不可教训，如何如何？渠意在回家，惜船已开行，不有遣之。”初四日记，“钱氏喧闹类疯颠。”初六日又记，“以钱氏喧哄，终日吹风舱面以避之。”初八日，船抵香港，郭嵩焘遂遣钱氏回沪，是日记：“为书致冯景亭。钱氏求归母家甚力，因遣马七谕允之。”十七日记，“钱夫人终日喧哄，并痛訾鄙人，秽恶万状，知其意在回沪，而为马七、沙媪所持，是日特允其归，诟谇之声稍息。”二十二日，钱氏随官船回沪，郭嵩焘备函冯桂芬一封。钱氏回沪后，十月十二日记：“马芝生自上海来，偶语及钱氏[钱氏原作：钱调甫]，不知怒之所从生，几于漫骂[四字删去]。”

郭嵩焘元配夫人陈隆瑞于咸丰十一年生幼女时死亡，享年四十三岁。郭续娶钱氏时，年已四十五岁。钱家是太仓名门，日记中提到的钱伯屿，应为钱伯瑜，即原湖南巡抚钱宝琛，时已作古；钱调甫，钱宝琛之子钱鼎铭，钱芝门即钱恩棨，时均在李鸿章幕。钱鼎铭之妹出身名门，冯桂芬为郭嵩焘作媒，本属门当户对。婚礼仪式采用男女嫔相、有赞礼生主持仪式，是同治朝西俗已在沪上浸入传统婚礼明证，与内地迥异。郭嵩焘初见此礼，以人生大典犹如作戏，心中已生不快，揭盖后发现新娘貌丑，举止乖张，更生恶感。钱妹初嫁，新郎不见爱，且郭有妾邹氏在近，婚后处境，不难预见，终日喧闹，亦属有因。汪荣祖于《走向世界的挫折》论及此事言：“嵩焘虽为旧式婚姻所误，但他却以近似现代离婚的手法，不顾当时世俗的物议，当机立断，与钱女分手，亦可略见郭氏超越时代的一面。”恐未必中允。钱妹性情强作，不守从夫之礼，已属传统女性另类；郭氏无奈行休妻之举，也在夫妻解除婚姻关系的传统。如果说“超越时代”的话，钱妹不守妇礼，誓离夫君，尚可立论，郭嵩焘的“超越时代”，恐怕是钱妹给拉出去的。以历史名人之政绩见识，而论其私生活之是非曲折，恐非妥适。

从郭嵩焘日记看，在江苏减赋期间，郭与钱鼎铭几无交往，联姻自然是由冯促成。冯桂芬作媒郭钱，本意成人之美，不料最后酿成郭嵩焘休妻、迁怒的恶果，伤郭冯私交自不待论，钱家之于冯桂芬的态度，虽无详考，亦不难揣测。冯郭友谊，成于公事而毁于私事，也算是生平的一件尴尬事。

遭劾

咸丰七年，有人向皇帝上奏弹劾冯桂芬。我没有找到弹劾冯桂芬的原折，不知何人发难，但其内容大抵可以从两江总督何桂清的回奏中看出，兹整理抄录如下：

臣何桂清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上谕：朕闻在籍左中允冯桂芬办理劝捐，多有徇庇其亲戚富户之在吴江太湖厅等处者率多隐匿。该员家本寒素，自办捐之后，置买田产，建盖房屋，顿成富家，其中情弊，尤不可问。一人如此，从而效尤者当更不少，若不从严究办，何以帖服人心。著何桂清严密访查，据实参处，以儆其余等因。钦此。臣钦遵密访冯桂芬之乡评，毁誉参半。毁之者谓其居心鸷刻，不留余地；誉之者谓其曾主江苏钱漕不应分别大小户之说，因之不免有求全之毁。而其因何致富、有无徇庇富户之处，所闻不一。复密致抚臣赵德辙就近确查。冯桂芬丁忧回籍后，即为前督臣邀修两淮盐法志，每岁脩脯一千余金，就便贩运票盐，遂得小康。现有业田不及二十顷，并非由劝捐包庇所致，亦无建盖房屋情事。至吴江县捐输，系冯桂芬会同委员钱步文、该县董事金宗培等凭众公议，查照上届捐数六五折书捐内，有冯桂芬亲戚王永义，亦系一律捐输。其太湖厅捐输，系冯桂芬会同该厅同知徐振鑅、董事王仲鉴等劝办，凭众公议。查照上届捐数八折书捐内，有冯桂芬亲戚叶秋苹，亦系一律捐输。此外吴江县、太湖厅两处冯桂芬别无亲戚。又有在籍之前刑部郎中潘曾玮因公来常，臣于接见时泛论苏州人材，详询冯桂芬之为人，所言皆同。臣查苏州协济局绅董冯桂芬尚肯办事，历任大吏素皆倚之，已为乡人属目。况历次劝办捐输，富户中之吝于出财者积怨生毁，众口流传，亦属事理所有，不必尽由徇私渔利而然。惟冯桂芬虽查无各项劣迹，既因劝捐而招物议，相应请旨饬令无庸干预一切局务，庶几可息流言，而该员亦得保全名节矣。所有遵旨查明缘由，理合附片复奏。伏乞圣鉴。……[4]（咸丰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奉朱批）

何桂清的奏折，极力为冯桂芬开脱，其中也透露出不少有关冯桂芬私人财产和亲友的信息。根据江苏巡抚赵德辙的调查，冯桂芬在当时的田产不到300亩地，主要靠编纂《两淮盐法志》时所得脩金贩卖票盐获利而置。《两淮盐法志》修有三部，康熙、嘉庆、光绪三个版本，并无咸丰版本。冯桂芬参此事，当系两江总督陆建瀛为记录陶澍淮北改票、陆建瀛淮南改票之功绩而续修嘉庆《两淮盐法志》。咸丰三年陆建瀛死于太平军攻克江宁之役，志局星散。冯桂芬入局三四年，脩金不足五千，苏城田价，亩约五十两，二十顷地约需价一万五千两，其贩卖票盐获利之巨可见一斑。冯桂芬以寒素而骤添二十顷田产，难免引起物议，乡人不知贩盐利润之巨，揣测冯桂芬系劝办捐输舞弊，此其一；冯桂芬力持钱漕不分大户、小户之议，为巨室侧目，此其二；吝于捐输之富室积怨，此其三。既查无贪渎舞弊情事，最后却以息流言而全名节为由，“饬令无庸干预一切局务”，也是大吏息事宁人、敷衍旨意舆情的惯伎。但对冯桂芬而言，奏折行于密而免职示于公，情理相悖，也不能不说是件尴尬事。

余观冯桂芬之立论行事，以当时道德伦理而论，可谓谋国尽忠、事友尽情、计家而不离乎道，然世事人情，常有逾出理数之外者。郭钱门户相当，而夫妻无缘，冯桂芬为媒而致逆友情，事后之悔恨，虽未留片言，但吾人须体察。冯桂芬为清廷均赋、劝捐不遗余力，得罪巨室，未受褒奖，反受弹劾、免职之辱，情何以堪？冯公之宏论著行世所共见，卓评迭出；而冯公之心绪，犹掩于日月之星光散落，不才摭拾一二。

此稿中关于郭与钱氏的婚事，主要据郭嵩焘日记，因为与冯桂芬本人关系不是太大，故并未花心思深究。今见谭伯牛先生的文章，广征博引，把此事原委和结果交代得比较清楚，附载此处，供读者参考。

谭伯牛：郭嵩焘离婚未遂案

   同治元年（1862），郭嵩焘应李鸿章之招，至上海，就任苏松粮储道。对这段孽缘，嵩焘的终极解决方案是，“罄其嫁装及所有衣服，寄还其家，以书告绝，始终未成婚也”。按，嵩焘有四妾，邹、凤、梁、李，固可在铭墓文一一载明（王先谦撰《神道碑铭》即如此）。

   同治元年（1862），郭嵩焘应李鸿章之招，至上海，就任苏松粮储道。其时，嵩焘四十五岁，结婚二十六年的陈夫人逝世不到一年，即有人为他张罗续弦的事。如孙士达便说，江南大乱之后，“浙江仕宦之家避乱上海，子女沦落”，其中适合娶做老婆的颇有几位，譬如会稽徐家，“有女美而才”，在家乡相亲（“择配”）超过二十回，迄未订妥，现在逃难，择偶条件大约会降低一点儿，“为君求配，或当见允”。嵩焘矜持，未置可否，而士达热心，一月后再见，即云女方有意思，并向嵩焘催取庚帖，一旦八字不冲，就准备穿媒人牌皮靴了。孰料嵩焘自觉报国任重，何暇家为，抑有歧视小家碧玉之心，乃答曰：“当时亦戏言耳，事端繁重，心更惮之。”

旁听者为近代史上著名改革派思想家冯桂芬，也是热心人，插一嘴说，真要再娶的话，钱鼎铭有个妹妹，挺合适。钱家是不打折扣的望族。远的不说，只说鼎铭父宝琛，尝任湖南巡抚，是嵩焘的父母官。鼎铭自己，未来也官至巡抚。而在此前，他跑到安庆湘军大营，在曾国藩前长跪不起，痛哭求援，愣是让国藩改变了进军路线，派出李鸿章新建淮军，直抵上海，以克复常州苏州为首务——当然，鼎铭不仅带去了眼泪，还带了大笔银两。这边厢，嵩焘一听钱家有女，虽然口头说了句：“不求美，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实则“自觉称心”，早已心许矣。

   随后，嵩焘升两淮盐运使，旋奉署理广东巡抚之命，在赴任前定下这门亲，并于二年八月廿一日，在上海举办婚礼。只是，新妇过门，他的观感却是：“多言狂躁，终日叫呶，有类疯颠，貌更凶戾，眉目皆竖。”且未洞房；钱小姐借口大姨妈来了（“月事姅变”），廿四日就去了娘家，廿八日才回来。而在这段时间，嵩焘的感受竟是“钱氏回家四日，始得安寝”。接下来，“钱氏喧哄逾甚，终日不倦”，嵩焘慨叹“真劣妇也，不可教训”。哪怕上了去往广东的海船，钱小姐仍然“喧哄类疯颠”。九月初十日，船至广州，此后，“钱夫人终日喧哄，并痛詈鄙人，秽恶万状”。嵩焘从骂声中识别夫人的心意，原来是要“回沪”，于是在七天后同意她的要求，“诟谇之声稍息”。廿二日，钱小姐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据郭氏日记）。

   对这段孽缘，嵩焘的终极解决方案是，“罄其嫁装及所有衣服，寄还其家，以书告绝，始终未成婚也”。此处“未成婚”或谓没有肌肤之亲，然而，在上海举办婚礼，那么多观礼人会这么认为吗？

   按，以上俱是郭嵩焘一面之词。他有手写回忆录《玉池老人自叙》，身后由儿子辈公开出版（光绪十九年，1893）——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单行本，《郭嵩焘诗文集》（1984）亦未收入——但是，手稿有一节专讲与钱氏的婚事，刊本却经删节。民国二十六年（1937），俞大纲在《史地杂志》公布了这段文字，1960年代初，黎泽泰也披露了这段文字（《玉池老人自叙校勘记》，载《湖南历史资料》1979年第一辑）；二者皆自手稿钞出，录文略有异同，不害文义。坊间郭氏传记，如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1971）、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1993）、王兴国《郭嵩焘评传》（1998）、孟泽《洋务先知郭嵩焘》（2009）诸书，于此荒唐事或叙或不叙，于此未刊稿或引或不引，要皆偏听偏信，以嵩焘遇人不淑为论定。惟曾永玲《郭嵩焘大传》（1989），略采第三方证词，质疑嵩焘的选择性记忆，然亦浅尝辄止，不得其详。鄙人不贤识小，执不八会死之旨，广征舆论，作逐影诛心之文。

    嵩焘密友曾国藩对这件事有一番痛斥。他在三年后评价嵩焘抚粤的作为，说：

   即如弃妇一事，妇始入门，其老妾命服相见，为妇堂下坐而妾居上，此岂知礼者所为乎？比至粤官，与夫人、如夫人绿轿三乘入署，第二日夫人大归，第三日即下勒捐之令。持躬如此，为政如彼，民间安得不鼎沸？（赵烈文同治六年七月初五日记）

    按，“大归”，即古曰出妻，今语离婚。不过，国藩记忆稍有问题，说抵粤第二日钱夫人就回上海，这肯定错了。然而，国藩消息灵通，说郭钱上海大婚当日，嵩焘的小妻（“老妾”）邹氏著“命服”，踞上坐，要给新来的大妻一个下马威，让他印象深刻，应是实录。而抵粤上任，嵩焘不仅携带明媒正娶的夫人，还要捎上不宜外交的妾妇，招摇入署，完全无视当时当地的风俗礼节，则暴露了他的败德（“持躬如此”），以致无以服人（“为政如彼”即勒捐富户）。以此，未来嵩焘被左宗棠参了一本，巡抚免职，国藩一点都不同情。

    若国藩所言属实，平情而论，吾人读者大概也能理解何以钱氏过门后要大闹了。这位女士不是神经病，只是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已。传统中国，妻与妾，与丈夫在身体上的亲近程度差不多（以频度论妾或过之），在名分与权利却有巨大的差别。钱氏虽为空降继妻，仍是不折扣的正妻，于情于理，俱不应接受与小星平等的待遇。

还有证据。嵩焘的岳父钱宝琛，特别能克妻，他的三位夫人，分别是昆山陈世和的第三第六第八女，迭相谢世，当郭钱联姻，只剩下如夫人韩氏，即郭钱氏之母。而宝琛长子鼎铭，比嵩焘小六岁，则郭钱氏虽不一定年方少艾，但决比嵩焘年轻许多，屈指可算了。那么，一个小姑娘家，受了不公平待遇，闹闹脾气，有必要说她“疯颠”吗？

    更能作证的是俞大纲。其家与湘中巨族连有婚姻，其母后来在长沙见到了嵩焘死后才去湖南的钱夫人（已守活寡二十八年），观感是这样的：“年已老矣，严谨不苟言笑，贤妇人也，殊非先生所述近于疯痫者流”；言外之意，很难想象青年有精神障碍，再守近三十年寡的女人，到老能是“严谨不苟言笑”的“贤妇人”。大纲不信，大家也不信。而在长沙也听到了这样的传说：“或云夫人以不见容于先生宠妾，忿而决绝”；闺门之内的事情固然隐秘，但在根本不保护隐私的时代，其实也是相对透明的。以此对照曾国藩所说婚礼之日“妇堂下坐而妾居上”，如出一口，历数十年不变。只能信其有。

   至于钱夫人何以守寡，何以来湘，答案则在嵩焘的回忆录。钱夫人回上海后，嵩焘并未真正申明离婚，而是托朋友转达三条“约法”，倘若钱夫人能够遵守，则夫妻还可以做下去。第一条，既回娘家，且双方未行夫妻之礼，则“于义可以另嫁”，然若不另嫁人，“则是为我守义，我不可竟以无义处之”。第二条，“此女之顽悖，多自其母，必其母死，或少失所凭恃”；显然，这是歧视钱夫人的庶出身分，说来似合时宜，其实没有道理。第三条，“脾气是否能改”；你不接她回来吃饭，怎么知道脾气能不能改？

    郭三条很快就扩散了。至少王闿运借此劝过嵩焘两次，一则云“若妇果至，必能相安，使老夫无妻而有妻，尤快事也”（同治九年十月朔日记），再则云“妇顺弥贞，深居思咎，默而自守，又已八年，两姓前諐，可以消矣”。闿运还拿这封信向嵩焘说合，据其日记，嵩焘的回答是：好。不但说好，还掏出另一封江南来信，说李鸿章建议，钱夫人若来，应先在湘绮楼（王宅）住下，经考察合格，再与嵩焘相见。只是，后来闿运从另一位朋友处得知，嵩焘对李、王如此热心撮合的评价是：“和尚劝间，奇事。今不惟劝间，又迎其妇居于庙中，奇之又奇也。”（同治十一年七月朔日记）最终，钱夫人也没有理会郭三条（嵩焘云朋友“皆不敢加保”），而是隔了二十八年来实践这三条。

    四十年后，俞大纲评论这件朋友圈的往事，说“细审先生内疚自讼之言，知夫人不负先生”（《跋郭筠仙先生玉池老人自叙未刊稿》）；却未发现前此李鸿章虽不能协和此事，却早已逮住机会公开表明了态度。鸿章为嵩焘写《墓表》，记叙未亡人，是这么下笔的：“公娶陈，继娶钱，先后封夫人，妾凤、梁”；不仅表明钱夫人的身份，还刊落了邹妾的姓氏。

   按，嵩焘有四妾，邹、凤、梁、李，固可在铭墓文一一载明（王先谦撰《神道碑铭》即如此）。但是，四妾中惟凤、梁产子，鸿章特悬高格，不录无珠，也算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