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帮会史研究的“热”与“冷”

周育民

中国大陆近十几年来，中国帮会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丰硕。而我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这方面尤其“热”。别的不说，今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了澳大利亚学者马丁写的《上海青帮》一书中，提到了9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的4本涉及上海帮会历史的著作中，有3本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教授们撰写的，如苏智良教授和他夫人陈丽菲合写的《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郭绪印教授的《旧社会黑社会秘史》、我和邵雍教授合著的《中国帮会史》等，当然，我们实际所完成的还不止这些。就国内而言，南京大学的蔡少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秦宝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赫治清研究员和温州博物馆的胡珠生先生等，在会党史的研究方面著述甚丰，中国民间宗教史专家马西沙教授对青帮史的研究也是成果卓著。

今年春间，丁果君由加拿大回国，来母校上海师大与旧友相会。我与他阔别十年，话题自然不外各道离别之情、追忆同窗之谊。临别，丁君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近年来中国学者会如此重视帮会史的研究？这是一个不大容易回答的大问题。这项研究在中国大陆“热”起来的原因很多，我只能摘下其中的几片小花絮。

中国的帮会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奇观之一。在过去，曾有人说过，大概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帮会。比起中国的帮会来，当今的黑手党之类恐怕做它们的小弟弟还不配。这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可以炫耀，但这足以说明这个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象萧一山、罗尔纲等先生已经开始注意到天地会的资料搜集和研究，他们所侧重的问题是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没有解决，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六十年代，蔡少卿先生根据清代档案，提出了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是由福建云霄的一个和尚万提喜创立的观点以后，争论开始围绕天地会是康熙年间还乾隆年间创立的而展开。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学者们对于福建云霄及其周围各县的实地考察，发现了一些实物史料，大体上可以确定天地会起源于这一地区，但创立时间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三代学者孜孜探求而未能解决的难题本身，就很富有挑战性。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罗炤教授连续数次去闽南实地考察，跋山涉水，发现了一些新的实物史料。这道史学难题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建国以后，会党史的研究只是附着在所谓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金花”中的一片枯萎的绿叶。在六十年代的一次国际性历史学家大会上，曾就中国秘密结社问题举行了专门的讨论。中国学者只提交了一篇论文，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在这本论文集的英译本中，关于中国秘密结社史的唯一一篇中国学者的论文也给“省略”了。就连有的同胞也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对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给予了讥笑。中国历史学家们当然会感到这种“冷淡”态度的压力，并唤起他们的责任感。因此，在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在海外逐渐降温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却迅速地“热”起来了。

我的导师魏建猷教授是一位较早从事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前辈。可惜的是，他从三四十年代以来就开始搜集的大量卡片资料在“文革”中全都被人丢弃了。“文革”结束后，他已是“烈士暮年”，但一切只能从头做起。他认为，必须把会党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而不是作为农民起义史的附属品。在他主编的《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一书中，已经提出了这门学科的基本框架。他还推动了召开了第一次中国会党史研究学术讨论会，成立了中国会党史研究会。1988年在筹备第二次讨论会过程中，他病逝了，享年80岁。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对于这门学科研究价值的高度重视和献身精神，强烈地感染了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同行和他的学生们。马丁先生也曾经问我：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上海师范大学有这么多的教授从事这项研究？我想，这大概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回答：一个学者的人格力量，会使他的学术生命在他的同事和学生们身上延续下去。

大家感觉得到的帮会史研究“热”，当然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如学术思潮的变迁、史学功能和价值观的变化、现实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乃至一般民众对这些问题的兴趣等等。但是，对于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而言，他的板凳却永远是“冷”的。

(这篇稿子应该写于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