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编后记

        周育民

本书是夏笠先生的遗著。

1998年3月14日晚上，我和苏智良正在北京出差，突然得到了夏笠先生不幸去世的噩耗，当时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时间前推20年，他是我大二年级中国近代史课程的主讲教师。在使我对中国近代史产生浓厚兴趣的老师中，夏先生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位。我的第一篇论文《银贵钱贱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就是夏笠和魏建猷先生推荐在学报上发表的。我的毕业论文《1840-1849年的清朝财政》的指导教师也是夏先生。毕业以后，我留校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室工作。当时主任是魏建猷，副主任是夏笠，还有胡世芸、徐先麟等先生，他们都投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工作。魏先生、夏先生知道我的兴趣，只让我从事少量的文稿翻译工作，继续让我从事财政经济史的研究，并安排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进修中国近代史。直到1984年以后，我才开始担任系里的教学工作。两位先生对晚辈的提携和照应，没齿难忘。

1985年以后，夏先生退休；1988年魏先生也故世了。研究室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研究工作无形中停顿了下来，而成了夏先生独力承担的“业余”工作。他有时来系里，我与他谈起这本书的进展情况，他说：“年纪大了，精力越来越不济了。”我当时年轻，没有精力不济的痛苦，但从他的言谈中，能够体会到他对此事的强烈责任感。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能不能写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我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全然外行，加以正忙着晚清财政史的研究工作，所以没有应承下来。在办完了夏先生的丧事后，夏师母把夏先生的遗稿交给了我。我翻阅了一遍，发现没有最后结尾那一章时，我突然发现，那次十分平常的谈话，竟成了夏先生的遗愿。

的确，我有好几次想放下手中的工作，来执行这个遗愿，但最终仍然没能提起笔来。我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没有研究，深恐最后一章写得不如人意，反觉狗尾续貂。其次，文章自有风格传其神。在整理夏先生的原稿时，我仿佛仍在当年的春风化雨之中。尽管有不少句式不合现在许多读者的口味，但却是夏先生行文的独特风格。我也深恐虽然勉强写成了第八章，却使全书的风格迥异，形全而神散。如果当年我应承下来，再由夏先生统稿，或许不会有此弊。但斯人已去，晚辈惟有自责耳！本书的出版，也将留下这段人世真实的缺憾。

夏先生总是对自己的文稿不满意，不断地核实史料，不断地修改、再修改，进度很慢，却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他的生命终点。这种对学术事业高度忠诚的精神，在今天十分浮躁的学术环境下，年轻一代的学者是很难理解的。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经过同仁的多年努力，得到了上海市教委和市政府的大力扶持，列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T0403）。大家怀念前辈学者的筚路蓝缕开拓之功，一致同意将学科建设经费划出一部分资助本书的出版，我们不愿意埋没这部未完的遗著，更不愿埋没一位学者的严谨的学术精神。

今年，正是1857年英法联军大举入侵中国的150周年。本书的出版，将重新揭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伤痛，唤醒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华民族将从这段列强霸道和清王朝愚昧交织的历史中获取许多教益，化为实现中华民族和平而伟大复兴的自尊、理性和智慧的精神力量。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