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哥白尼问题》
(2021-02-02 16: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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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科学史杂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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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哥白尼问题》
吴国盛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于2020年7月寄赠来他们新出版的《哥白尼问题——占星预言、怀疑主义与天体秩序》一书,希望我有机会写一篇书评推介一下。当时我在忙别的,没想到开学后教务更加繁忙一直拖到寒假,最近花了一个多星期读完这本大书。
其实我一收到这部一百万字、1258页、分上下两册的大部头著作,心情就是亦喜亦忧,读完之后亦是如此。
高兴的是,近几年国内出版界开始不断推出西方科学史的译著,甚至是大部头译著,这既是有利于提高全体中国人科学理解水平的善举,也是对科技史学科特别是西方科技史学科的极大支持。担忧的是,这些专业性较强的科学史著作的译者多数没有科学史学科的专业背景,一定会出错。2020年上半年,我惊喜的发现中信出版社出版了英国科学史家戴维·伍顿的《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读完之后,果然发现里面有不少错误,尽管译者有较好的翻译经验,整体的翻译水平还是不错的。
这本《哥白尼问题》部头更大、专业性更强,我其实是很担心会有多少中国读者能够认真读完。西方的哥白尼研究人员众多,貌似一个小产业,学者讨论的问题具体细致,没有背景的中国读者往往会“莫名其妙”。这本书很有颠覆性,以此前哥白尼研究界广泛忽视的占星术为主要线索,通过原始文献的征引和分析,来重新讲述哥白尼的故事,一来涉及15至17世纪众多的天文学家/占星学家的生平和著述的细节,二来涉及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哥白尼研究者们的著作和观点,有较高的阅读难度。
中国的哥白尼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原著翻译和重要研究著作的翻译都还远远没有到位。加上这一本,目前哥白尼研究的重要译著一共有四本:
1,库恩《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吴国盛、张东林、李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首版,2020年再版
2,金格里奇《无人读过的书——哥白尼<</span>天体运行论>追寻记》,王今、徐国强译,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
3,哥白尼《天球运行论》,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
4,韦斯特曼《哥白尼问题——占星预言、怀疑主义与天体秩序》,霍文利、蔡玉斌译,朱孝远审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
应该说直到库恩的哥白尼著作引进中国,有些基本术语才进行了学理意义上的斟酌。最重要的进展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卜天译本,把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天体运行论》改译成《天球运行论》。《哥白尼问题》的译者明显参考了张卜天和我的译本,这是令人欣慰的。
某种意义上说,这本《哥白尼问题》是库恩那本《哥白尼革命》的更新换代版。由于原著篇幅过于庞大,我怀疑不少读者即使咬着牙读完了全书,还是不明白所谓“哥白尼问题”是个什么问题,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全书的大意。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柯瓦雷(Alexandre Koyre, 1892-1964)为代表的科学史家开创了科学思想史的研究纲领,把科学的历史看成是观念的演变史,而且把欧洲16、17世纪的科学巨变描绘成一场“科学革命”,创造了影响深远的科学革命叙事模式。库恩虽然有把科学思想史向着科学社会史扩展的明确趋势,但某种意义上讲,他继承了科学思想史的纲领,而且巩固了“科学革命”叙事。
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界有一个整体的编史学转型,更加注重回到原始语境、更加反对辉格史观,把宏大叙事尽量消解到更微观更具体的社会运作之中。以夏平和谢弗的《利维坦和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1986)为代表,把科学事实的确立和科学话语的构成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夏平在《科学革命》(1996)一书中,甚至彻底否定了“科学革命”的叙事方式,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革命”,有的只是渐进的、多维度的变化。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历史系教授罗伯特·韦斯特曼(Robert Westman,1941-)的《哥白尼问题》是这种编史学在哥白尼研究领域的集中体现。这部中文长达一百万字的鸿篇巨制,采纳人类学方法,深入调查从哥白尼到牛顿二百多年间数十位相关人物的著作、言论、社会关系和社交网络。首先,他认为理解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和接受,必须考虑占星术这一条线索。此前的哥白尼研究者们都或多或少忽视了占星术在15、16和17世纪的重要性,因而必然无法充分理解哥白尼的故事。
韦斯特曼认为,1496年皮科·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驳占星预言》在博洛尼亚的出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这部于皮科去世之后出版的著作中,皮科系统驳斥了占星术,认为它“动摇信仰、鼓吹迷信、宣扬偶像崇拜、招致不幸和悲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皮科被占星家预言1494年会死,果然应验。)皮科提出的最重要论据是,占星术引以为基础的天文学存在着根本上的不确定性:黄道十二宫完全是人为定义的,它们的边界是不清晰的,不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对此没有达成一致;回归年的长度也没有确定的数值;无法精确确定太阳进入某个星座的时间;对占星至关重要的行星秩序在托勒密体系里完全是不确定的,太阳、金星和水星离地球的远近,几乎是人言人殊。韦斯特曼认为,引发哥白尼用日心说代替地心说的深层原因,是回应皮科的挑战。所谓“哥白尼问题”,就是通过重排行星序列(特别是太阳、水星和金星的秩序),回应皮科(基于对行星秩序的质疑和否定)对占星术的批判。
韦斯特曼认为,20世纪的哥白尼叙事,包括库恩在内,都掩盖了占星术这条线索,都回避了这个所谓的“哥白尼问题”。可是,众所周知,在哥白尼的作品中从来没有看到与占星术有关的文字。此前的学者正因为此而断定哥白尼是那个年代拒绝占星术的一股清流。韦斯特曼认为,哥白尼之所以没有在《天球运行论》中谈及占星术,那是因为遵循自托勒密以来严格区分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写作传统。实际上,在博洛尼亚求学时期,通过诺瓦拉,哥白尼已经非常熟悉占星圈子的动向。哥白尼真正的学生和传人雷蒂库斯是相信并且从事占星术的,《天球运行论》书名中的“revolution”(运转)显示了与占星术的联系,因为“之前从未有过天文学作者将revolution概念与天球相结合”。
传统的哥白尼研究不仅忽视了占星术这条主线,而且把哥白尼的故事叙述得过于“辉格”。实际上,整个16世纪甚至17世纪都根本不存在“支持哥白尼”和“反对哥白尼”两军对垒的清晰阵营,甚至连“哥白尼学说”这种分类概念也没有(这个概念19世纪才出现)。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哥白尼革命”这种整体性的概念。在韦斯特曼看来,库恩没有注意到,他所谓的哥白尼主义者实际上是高度异质的天学学者,既拥有不同的哲学理念、宗教信仰和占星传统,又要与王公贵族、教廷教会、大学等权力阶层进行复杂的互动和博弈。比如,同是所谓的哥白尼主义者,伽利略和开普勒之间就始终关系复杂微妙,有时相互支持,有时勾心斗角。再比如,17世纪并不是所有接受开普勒椭圆理论的人都接受地球运动理论。实际上,通过牛顿物理学的成功而被人们接受的日心说,已经既不是哥白尼的日心说,也不是伽利略或开普勒的日心说。
何谓“哥白尼问题”?我理解,作者是把哥白尼为了回应皮科对占星术的严厉驳斥而重新制定行星模型、排定行星秩序,看成是哥白尼留给后人的一个问题。哥白尼之后形形色色的人,本着自己的不同旨趣回应或回避哥白尼的问题。经过250年的艰辛历程,直到牛顿的胜出,哥白尼随之胜出。
这本书的主题大体就是如此。简介到这里,欢迎不畏艰难、勇于啃硬骨头的读者去阅读原书。在注重史料和一手文献方面,作者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在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部大部头的哥白尼研究专著之后,我下面要说一说这个译本的问题。我想,我指出问题,只是表明我的确是严肃认真的读完了这本书,并且希望下次重印重版的时候改正错误。发现的问题,也可能不是错误,供译者和出版社参考。
我当然没有一句句对照检查,只是在阅读译本过程中感觉特别不顺时,才查对一下原文。基本上,中文读不懂的地方,都是译文出了问题。如下发现的问题肯定只是一小部分:
1, 全书没有译者前言或后记,没有交代翻译起因,没有说明译者分工。这是令人遗憾的。
2, 令人吃惊的是,书中所有的脚注都没有翻译,直接把英文原文印出来。这就好像是一本书里居然有一章完全没有翻译,有点糊弄读者。这个应该是编辑的责任。或者是为了赶时间,来不及译了?
3, 6页倒1行,realist应译成“实在论的”,而不是“现实性的”
4, 13页倒1-3行,译文说第谷在1580年代已经捕捉到恒星视差这种现象,说伽利略1610年之后取得了更好的进展,这肯定是错的,因为恒星视差要到1838年才由白塞尔发现,第谷和伽利略都不可能发现恒星视差,应该是意识到恒星视差问题。查原文,此处的意思应该是:至于测量恒星视差或行星视差问题,在1580年代的第谷之前似乎还没有被任何人把握和理解,更乐观的说,要到1610年之后的伽利略(才正视这个问题)。
5, 18页倒6-7行,“反现实主义”应为“反实在论”
6, 19页倒1行,同上
7, 32页第2行,“向日历”应为“像日历”
8, 37页倒7行,“行为者”应为“行动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把ANT译成“行动者网络理论”,这里的agent一般译成“行动者”
9, 42页倒2行,族系相似性,一般译为“家庭相似性”,来自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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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不是挑剔译者。我深知学术翻译之不易,也对译者们在没有多大现实好处的情况下译出了如此大部头的哥白尼研究专著表示敬佩,提出问题只是为了改正和优化版本。总的来看,本书似乎前半部分(头两部分)译文质量较好,有的地方用文言文译拉丁文,美仑美奂,颇有功底。后半部分毛病较多,低级错误较多。名词统一方面,编辑大概也要负一些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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