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了《科学的欧洲》（米歇尔·布莱等主编，高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的前半部分。这是一本具有浓郁法国风格的科学史著作，柯瓦雷的名字、用语和文字经常被引用。法国算得上是科学史学科的故乡，1892在法兰西学院设立了第一个“科学通史”教席，190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国际科学史大会，法国科学史家迪昂（P. Duhem）、坦纳里（P.Tannery）在20世纪前半叶也是独领风骚，更不说法国贡献了柯瓦雷这样的科学思想史大师。有志于研究西方科学史的后生们，除了英语，最好还要懂法语、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

　　跟大多数译成中文的法语哲学著作不同，这本书的中译本应该算是很不错的，看来中国懂法语的历史学家比懂法语的哲学家要多一些，翻译东西要严肃认真一些。科学史方面的专业术语、人名译得基本到位。有两处明显的错误需要提出来。第一处，把亚里士多德的“受迫运动”（相对于“自然运动”）译成“猛烈运动”（第90页、117页），这个错误从英语violent译过来也经常犯。第二处，把伽利略的《两门新科学的对话》译成了《方法论》（第73页）。这第二处错误也情有可原。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通常简写成Dialogo，《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通常简写成Discorsi。译者不知道这个情况，就把前者译成《对话集》，后者译成《方法论》。

　　这是一本由不同的学者写作的论文集，很多是科学史高手，好几篇文章写得通俗而又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