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

１９９５年４月３０日至５月２日，第七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在山西历史名城太原召开，东北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山西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山大学为发起主办单位，山西大学哲学系负责这次会议的接待工作。

这是春暖花开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７０名代表放弃五一节的节日休息，会聚山西大学探讨科学哲学的前沿课题。代表们下塌在山大新门对面的水仙宾馆，伙食十分丰盛，菜肴面点花色多样，既有山西特色菜，又有西式大菜。主会场设在落成不久的山西重点实验室的会议报告厅，会场设备先进，主席台上大幅的会标使会议显得隆重。

三天的会议安排得非常紧凑，共举行了８次全体会议，３次分组讨论。第一次会议的两个专题报告：“反对伪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哲学”，反映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对中国科学哲学发展方向的一种看法，即科学哲学研究要与中国现实相结合，要扩展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一方面，关于科学划界的纯理论问题要提高到“反对中国当前的伪科学”的高度来谈，另一方面，要重视社会科学的哲学研究，不只是搞自然科学的哲学。

第二次会议讨论“实在论”问题，主要围绕罗嘉昌和胡新和提出的关系实在论展开。罗嘉昌继续阐述其关系实在论，将之由认识论深入到存有论，将关系先于关系者问题突出出来。胡新和则从辨析实在概念入手，指出关系实在论的逻辑起点。范岱年以电子与观察装置为案例，表明“关系先于关系者”、一切消解于关系的关系实在论是有局限的。张华夏则认为实体无论如何不能彻底消解于关系，故提出实体实在论以作为关系实在论的补充。

实在论可以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次上谈，传统的实在论是本体论问题，而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则主要是认识论问题，它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真理概念是否需要承诺一个实在（是则实在论，否则反实在论）。该问题也可以表述成：一个为真的科学理论之为真，是否不依赖于我们对该理论的建构过程（是则实在论，否则反实在论）。一个人即使一辈子未经历过被考验的时刻，实在论依然认为他或者勇敢或者不勇敢，而反实在论则认为他既非勇敢也非不勇敢。一个数学猜想在未证明之前，实在论会认为它要么正确要么错误，而反实在论则认为它既不正确也不错误。反实在论还可以这样表达：被认为真的科学理论只是经验上恰当、拯救现象很成功，好即真。

　　我国的讨论角度有所改变，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案例研究结合较紧，结果出现了种种加限定词的实在论，如关系实在论、实体实在论、量子实在论、实验实在论等，实在论实际上变成了对何者“真实存在”的“认定”。不幸的是，人们并没有回到上述科学实在论的思路，将重点放在对何谓“真实”的讨论上，而放在“认定”上，难怪陈晓平会认为在这些争论中实在概念是多余的，只需用“第一性”这种信仰态度代替就可以了。与这种局面相适应的是，实在论者人欢马叫，反实在论者鲜有出场——没有反实在论的位置。实在论的讨论没有在科学实在论这种认识论的层次上进行，相反退回到独断（认定）的本体论层次（在本体论层次没有反实在论）进行。

　　罗嘉昌的关系实在论来自于他对客观实在的重建，其基本思路是，实在性即客观性，而客观性由主体间性实现，主体间性乃是各种各样的关系，因此，唯有关系是实在的，而古典的实体实在作为关系者，相反倒是多种关系的纠结，所以，关系先于关系者。这一颇引人注目的思想勇敢地告别独断的本体论（舍弃实在求诸客观），走向认识论上的反实在论（客观性即主体间性）。我认为至此为止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客观实在论（一种认识论上的反实在论）一旦成为关系实在论（一种本体论或存有论），将面临巨大的任务和困难。关系不仅不与对象互斥，相反本质上是对象性的，将之作为认识论的中心概念必获成功，但这种作为“在者”的逻辑何以成为在的真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斯特劳森、邱仁宗和张华夏等人对于个体的强调，将对关系实在论作为一种存有论构成致命的威胁。原子可以被消解，单子是否也能被消解？

　　第三次会议特别讨论量子力学论战与实在论争论的相干性问题。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就量子力学的本性的争论，特别是ＥＰＲ悖论的实验检验所引发的争论，向来被认为对科学哲学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具有决定性意义。洪定国坚持某种开明的实在论立场，认为经过进化和整合，常识实在论与科学实在论可以融合。邱仁宗指出，科学发现与哲学结论之间不存在逻辑的必然联系，同一发现可以有不同的哲学结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量子力学的进展对实在论争论表现出不相干性。陈晓平辨护说，这种意义上的相干性太强，就连观察与理论之间也不存在如此强的相干性，事实是，关于ＥＰＲ的实验检验的确有利于反实在论，虽然并没有逻辑地否定实在论。

　　第四次会议讨论科学是否价值中立问题。王顺义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构造活动，指出社会价值标准对科学发展的巨大影响，从而论证了科学发展不是免于价值干涉的。李国秀认为，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均与价值有密切的关系，因而科学不是价值中立的。刘永富对科学与价值的几种关系作了辨析。张华夏在经过仔细的分析之后说，科学是有价值的，不仅给人类带来物质财富，还有无上的精神价值，但这些都只是科学的外部价值，对于科学本身而言则不同。自从近代科学兴起以来，科学与伦理已自觉区分开来，前者研究不依赖于人的第一性质，后者研究人性以及第二性质，前者研究是，后者研究应该。就此而言，科学本身是价值中立的。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以及主体与客体的二分、人与自然的二分同出一辙，同是近代科学的观念前提。如果囿于这些二分，必定会得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结论。问题是这些二分正在瓦解，自然科学的先验结构正在经历变革。在机械自然观的背景下，价值必然归于人、主体，而事实属于客体、自然，但是，价值概念完全不必只属于人。一般地说，价值是关乎意向性和目的性之实现的一种关系，但凡具有意向性和目的性者均可成为价值主体，在有机体这个介于人与（机械）自然之间的第三者中，广泛存在着价值关系。对于一只饥饿的狗，一根肉骨头对它是有价值的，因为可以解除饥饿；对于一粒种子，适当的土壤条件是有价值的，因为利于生长。只是由于机械自然观粉碎了自然界的目的性，价值才与自然绝缘。在亚里士多德科学中，甚至杯子与桌子都存在着价值关系：杯子有朝向其天然处所（下落）的意向和目的，桌子承受它使之不能下落，因而是负价值的。这表明，价值与事实的二分取决于机体与机械的二分，如果机械与有机体的分野不是固定的、明晰的，价值与事实的分别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举“不宜曝晒”为例，可以分解成三个判断：太阳发射紫外线；过量紫外线对身体有害；我喜欢曝晒（尽管它有害）。第三个判断是价值判断，但也可以是事实判断（我是一个喜欢曝晒的人），第二个判断由于谈到利害故是价值判断，但它是某种客观的科学结论，也是事实判断，第一个判断似乎纯粹是事实判断，但这只是一个现代性的事实，如果在古代，这个判断也可能被认为是价值判断，只须回想一下，阿那克萨哥拉因为说太阳是一块火热的石头，而被判处死刑，可见今日被认为是事实的判断在历史上可能被认为是价值判断，这取决于时代的知识背景。

近代科学将自然作为操作、控制和预测的对象，这引起了天人关系的实质的改变，自然一旦成为科学役使的对象，科学当承担由此引起的后果。Ｅ＝ｍｃ 只在物理学内部极有限的范围里是价值中立的，这也是为什么原子科学家自认为比公众更应对核能的利用担负责任的原因。

第一天的会议在紧张激烈的辩论中度过，入夜，山西大学音乐系为本次会议组织了专场音乐会。师生们演唱了威尔第的“饮酒歌”、普契尼的“今夜无人入睡”等西洋歌剧作品，和“我爱你中国”等中国作品，演奏了“十面埋伏”、“秦腔主题随想曲”等民乐，以及李斯特的“轻盈”和蒙迪的“查尔达什舞曲”等钢琴和小提琴曲目，阵容庞大的民乐队、管弦乐队和合唱队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将音乐会推向了高潮。曲终，邱仁宗教授代表会议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辞。在回水仙宾馆的路上，清凉的夜风不能吹走与会代表们的惊喜和兴奋之情，他们都认为聆听这场美妙的音乐会是本次会议意外的收获。

　　第二天继续第五次会议，讨论经济领域是否有麦克斯韦妖问题。这个问题是由张华夏最先提出的，他把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机制称做麦克斯韦妖，并指出存在三个麦克斯韦妖，它们分别是市场机制、行政机制和道德机制，在它们的共同调节下，市场将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邱仁宗认为，不存在最优机制和资源的最佳配置，有的只是较好，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唯一可用的经济模式，我们只能尽量发挥它的正面效应，减少它的负面效应，不要指望有一个理想模型，经济领域里的麦克斯韦妖实际上并不存在。金吾伦为麦克斯韦妖的提法作了若干辨护，坚持妖还是存在的，只不过不是三个，而是多个。

　　第六次会议讨论当代科学哲学的前沿问题。郭贵春介绍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科学哲学界的影响及可能的发展趋势，施雁飞介绍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基本观点，徐向东介绍了自然主义认识论，我作了题为“第二种科学哲学”的报告，建议科学哲学家研究科学时代的精神教条，在为科学辨护的第一种科学哲学之外，发展批判科学的第二种科学哲学。

　　第七次会议是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专题讲座，唐热风讲女性主义认识论，刘兵讲女性主义科学史观，徐向东讲女性主义科学观，王延光讲女性主义医学伦理学观。女性主义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一种，向传统的哲学观念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挑战，它的性隐喻既透彻敏锐，又易遭误解，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浓厚兴趣和广泛争论。

　　接着是三次小组讨论和一次大会报告，与会代表相继报告并交流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次会议的论文摘要被事先精美的印刷成册，论文水平也是历次科学哲学会议中最高的。全国性的科学哲学会议自１９８０年召开第一届以来（北京，讨论波普尔哲学），持续了１５年，其中第二届（１９８１，北京）讨论库恩哲学，第三届（１９８３，北京香山）讨论科学发现问题，第四届（１９８５，北京中央党校）讨论科学合理性，第五届（１９８７年，成都）讨论划界问题，第六届（原定１９８９年，常州，拖延至１９９３年，新乡）检阅成果重整旗鼓。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的各类全国性会议中，科学哲学会议始终坚持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受到好评。本次会议无论从会议的组织安排、论文的质量、讨论的深度，还是会务后勤工作，都达到了历次会议的最好水平，堪称一次空前的盛会。

　　会议组委会决定，两年之后的１０月份，将在地处祖国腹地的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召开第八届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