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我们三个人前几年各出了一本书来谈博物学的问题。刘老师写了一本《植物的故事》，从一线博物学家的视角来谈这个问题。第二本是《敬畏自然》，苏老师是作者之一，从伦理学角度谈这个问题，我本人写了一本《反思科学》，从科学思想史的角度讲了一下。我觉得我们今天谈博物学可以有两个意义，首先是博学的需要。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越来越专，理科生实际上不学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只学数学物理化学，不学科学。博士不博，是专业人才。从博学的意义上，我们希望扩展大家的视野，这是一个意义。但这个意义我认为是比较粗浅的。这不是我要说的主要意义，我认为博物学在当代的主要意义在于，我们的主流科学出了问题，我们通过引进博物精神博物情怀来纠正我们的主流科学存在的问题。那么主流科学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刚才两位老师都或多或少提到。我认为近代科学最大的问题是培养了一种对自然的无情之心。从近代科学诞生开始，自然界不断被还原。多种多样的质的东西被还原为量的东西，多种多样的价值被消弭掉，自然界最后被还原为一个冷冰冰的，与人类无关的，一个数学的体系。自然界本身被认为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精神的，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在近代，自然经历了一个被去魅的过程。因此，在这样的科学体系下，人类的自然情感就没有着落。所以，自然科学由于它对自然的数学化，还原论的方法论，以及对自然的去魅，消弭了人对自然的固有情感。所以我们就培养了一种无情之心。这个无情之心我们还可以这样看，我们为了认识自然的奥秘，为了挖掘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要做可重复的可控性试验，我们要自然交出它的秘密来，这个秘密通常情况下自然是不交出来的。这就让我们想起中美合作所，你不说话我就拷打你，直到你说出来。所以我们的实验室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拷打自然的场所。近代的实验是有它的特定含义。古代人并非不做试验，但他们的目的不一样。 现代的实验服务于一种控制的需要，控制的需要是为了了解自然的某项奥秘而去征服它。那么这个征服怎么实现呢？培根就讲过，要征服自然就要服从自然，要服从自然就要了解自然。而自然的秘密，往往是在激情状态下透露出来的，所以你要拷打它才行。我们知道现在实验室中的很多状态，自然状态下是出不来的。我们今天的高能粒子实验室，就是要在高能状态下展示粒子的性质。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只有在非常的状态下才能去驯服和发现自然。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提出博物学的一个背景。

现在的自然科学，无形中培养了我们的无情之心。我在校报上看到了一个消息，是说最近许校长参观我们新落成的动物房，接见了苏贤贵老师刚刚说的这两个学生，说很同意他们的观点，他提出现代科学到这个地步，不可能废除动物实验。但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动物是为了人类的自然科学做了牺牲的，所以我们要善待动物。所以我们说，博物学的第一项，是培养我们对待自然的有情之心。科学是容易培养对自然的无情之心的，把自然作为奴役的对象。

心灵问题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文科学生关注的问题，而理科生则主要关注手段和工具就行了。原因是什么呢？本来文理不分，人文、科学是一体的，所有的知识本质上都是关于人类心灵的知识，但我们现在的科学却把心的事情交出来给另一个部门去做，主动放弃这个事情，这是博物学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博物学培养人们的有情之心，纠正传统科学和它逻辑内在生发出来的无情之心。

第二个看法，是对刘华杰老师的看法的补充。博物学是一种对世界的直接的认识。我们知道近代科学假定了一大堆概念框架。康德规定了事物要进入我们的知识，先要进入我们的时空领域，一个均匀的不变化的时间空间，保证了我们经验的稳定性。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均匀性，是我们知识王国的第一道门槛。不能进入均匀时空的东西，不能进入我们的知识领域。第二道门槛是因果性这个关口。进入不了因果性这个门槛的，也不能归入知识领域。所以康德代表近代科学做了一个断言，很多东西不能进入我们的知识领域，这个知识是近代科学知识。但是我们知道，那种直接的知识，它是不需要这么多门槛的。刚才刘老师也讲了，现代科学由于它的门槛过高，它的环节过多，使得人们和自然之间越来越隔膜。举个例子，也是个笑话。比如你是学天文的，你认识多少颗天上的星星？这个星座叫什么名字？学生物的，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这个动物叫什么名字，他不知道。学生物的他知道这个分子这个切片怎么回事，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生物叫什么。学天文的我知道这个光谱是怎么回事，但这个星座叫什么我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慢慢的把我们的知识远离自然，所以博物学就是让知识回到生活世界，对这个问题纠偏。

现代哲学经常说到要回到生活世界。我们的科学世界在人和自然之间设置了各种藩篱，现在要回到生活世界，我想博物学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它的门槛很低，几乎谁都可以去做，这是第二个意思。

第三个，博物科学对多样性的弘扬也是有纠偏作用的。近代科学往往重视单一的因果链条，完成了大一统理论就以为可以对世界了如指掌，就可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但这个理想在我看来是很恐怖的。我们人生的意义正在于我们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如果什么都是透明的，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觉得对多样性的维系，是博物学的一个重要意义。刚才苏老师讲到环境的问题，我们知道环境的稳定，首先要求多样性。多样性不仅在自然中有作用，也在文化中发挥作用。多样性不仅导致稳定性，而且导致创造性。我们中国的文化本来就容易导致大一统，人生的渠道就一个，目标也只有一个，所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生活没有很多的空间，没有很多的道路。所以我想多样性是一个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现代科学所缺乏的结构。把我们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还原到一个单一的结构，这是一个方便省事的办法，但也丢失了很重要的多样性。所以我想今天讲博物学的第三个意义就是召唤多样性，重新引回多样性。关于博物学的当代意义，我就做这样一个简单的陈述。

刘华杰：我补充一下，刚才吴老师说，搞自然科学的人可能把心的问题交给了搞人文科学的人。文科的人其实没有承担起这个东西。那么交给了谁呢？也许是交给了少数准政客，大家可以细想是不是这样。吴老师经常强调近代科学的两大传统，一个是数理传统，一个是博物传统。但现在我们好像只记住了数理传统。数理传统非常悠久，从古希腊到近现代，科学中都有数理传统。不过，博物学传统也辉煌过，达尔文的时代博物学就非常辉煌。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壮大基本上是靠博物学的发展。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两个传统还时常沟通一下，也不分胜负。

特别值得指出，博物学也有胜出的时候，比如在确定地球年龄这件事上，博物传统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当时数理派的开尔文（Lord Kelvin）从炽热物体冷却速度以及潮汐减速推算地球的年龄，给出了很小的、离谱的数值。他通过第一原理和逻辑来推论，推断地球的年龄很小。1863年开尔文推算地球年龄上限为400百万年，1868年他把这个数字减小到100百万年，1876年他又减小到50百万年,1881年时他的结论是20到50百万年，1897年他的结论是24百万年！现在我们知道地球的年龄大约46亿年。当时地质学、生物学等博物学传统的学者都不相信，因为他们自己有大量的观察证据。地质学家张伯伦就站出来抨击了开尔文的武断。最后证明谁错了？当然不是博物学家错了，是开尔文爵士错了。那时候博物学家当然也不知道放射性，但他们有大量经验证据并且相信它们，他们早就知道地球的年龄应当是个很大的数字。这个例子对今天有什么启示意义呢？是不是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就可以一统天下了？不是的。那种“肤浅的”、集邮式的、平面化的博物学仍然可以发挥作用！物理学家卢瑟福曾经说过一句话：“所有的科学，要么是物理，要么是集邮。”这里“集邮”指非物理的其他学科，有很强贬义，好像“集邮”不需要太高深的功夫，分分类就行了。现代生物学界关于两大传统也有争论，我带了一本书，这本书是当代著名的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E.O.Wilson）写的，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这部自传就叫《博物学家》，台湾翻译成了《大自然的猎人》。这个翻译不算离谱，但“猎人”带有“攻击性”、“掠夺”的含义。他是个博物学家，但他很好地吸收了数理传统。当年哈佛大学生物系在数理传统与博物传统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分子大战”，打得不可开交。这是分子生物学与传统生物学之间的争论。做分子生物学的人说，都二十世纪了，你们还搞那些宏观、简单、集邮式的东西？博物学家也瞧不起对手，说你们只会摆弄试管，分不出“红眼蜻蛉”和“蚁蛄”。

现在某些科学无趣、不好玩，甚至很可怕、嗜好暴力；公众远离这样的科学，许多优秀学生也可能不再选择这样的科学。从“唯科学主义”的立场来看，这是个很可怕的现象：中华民族的人不喜欢学科学了。但从非科学主义的立场看，这也许是个好现象。对这种可怕的科学我们远离他一点，也许未必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