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9岁的我回到家乡那所坐落在田野中的小学，开始了我的乡村教师生涯。

    初夏的晚上，一个人待在校园护校，有点冷清，也有点害怕。偶尔从远处村庄传来的一两声狗吠，让黑夜愈发漫长。

    于是，我开始读书，开始思考，开始有了想和孩子们做朋友的念头。

    放学后的校园，渐渐有孩子围着我，我们一起读各种书。放学后待在我宿舍的孩子越来越多，常常是我一催再催，他们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纪红就是其中的一个孩子，大眼睛，高个子，比我还高。两个月后的一天，她不肯回家，眼泪汪汪地说：“石老师，石老师……”

    她低低地唤我，却不再出声。我转过身抱着她：“怎么了？”

    她的眼泪愈发往下掉，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我爸妈说不想让我上学了，让我和姐姐一起去苏纶纺织厂。”

    时隔多年，我依旧记得苏州的这家工厂，当时那可是江北姑娘向往的拿高工资的地方。

    纪红家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她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就住在学校前面矮小的草房子里。

    我决定和她一起回去，见见她的父母。现在想来，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居然就作出了家访的决定。

    纪红的爸爸正挽着裤腿挑鸡粪，抬起头窘促地看着我。我鼓起勇气说：“您好，我想和您谈谈……”话还没说完，一个犀利的女声传来：“纪红，你又死到现在才回来？给你弟弟洗脚去。”

    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流着鼻涕走了过来，手里抓着半个脆饼，一双鞋子湿淋淋的，估计是掉到水塘里了。纪红忙不迭地给他脱鞋子，许是有点委屈的缘故，用力有点猛，小男孩便向后摔去。我正要去拉，只听见“啪——”的一声，纪红妈妈拎起小板凳对着纪红便摔了过去：“你发昏了，居然敢打弟弟？”

    纪红一下子捂住了额角，吓得直发抖，手缝里也有血渗了出来。天啊，怎么会这样？我连忙带着纪红去卫生所包扎，然后不得不牵着瑟瑟发抖的纪红再次回家。

    天已经黑了，纪红妈妈在灶台旁，我走过去帮她往灶膛里添草。她的眼圈有点红：“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我也不是故意要打她，气急了。”

    我了然地笑笑：“我家也是姐弟四个，我是老大。”

    “这么巧呀。咱家就是种田的，上面两个姑娘都在苏州进厂了，工资蛮高的。”纪红妈妈很是得意，“这不，过了年让纪红再进厂赚几年钱，家里就可以盖栋瓦房了。”

    这时，纪红爸爸一瞪眼：“就知道钱钱钱！丫头不要上学呀？”

    我心里一喜：有戏了，可以从她爸爸入手。

    可纪红妈妈拿起铲子一挥：“不去赚钱你拿什么生活啊？”

    看着两人要吵架，我连忙岔开话题。

    那一天，我们聊了很久很久。从大姑娘、二姑娘都小学辍学成了纺织工人，到纪红妈妈不识几个字照样在市场卖菜养活一大家人；从纪红爸爸挑河工冻伤了腿不能干重活，到小弟弟天天没人带的无奈……我静静地听她讲述自己的生活，情不自禁地思考：对于这样的家庭，我怎么开口才能让孩子顺利上学呢？最后，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服他们。

    第一次家访似乎失败了。可第二天起，我就多了一个“小尾巴”——纪红的弟弟，他经常和纪红一起听我读书。

    我渐渐地成了纪红家的常客，我的宿舍也成了孩子们进进出出的地方。我们就着一锅黄芽菜羊汤读《射雕英雄传》，一个冬天的时间居然读完了。纪红也慢慢成了弟弟的小老师。

    后来，我没有听到纪红妈妈再说让纪红辍学进厂的事，再后来，我又成了纪红弟弟的老师。如今，两个孩子都在上海工作，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工程师。

    记忆里的一次次家访都是这样朴实、鲜活，我觉得在这样的交流中，我不是一位老师，更像是一位家庭指导师，沟通家校，指导家教。虽然现在社会进步了，但家庭呈现出的复杂情况依旧存在，只有尊重家长，引导家长，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育人观念，我们的教育才会花开有声。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如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