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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专题(三)

(2009-09-11 00:45:07)
标签:

新民周刊

编剧王伊

中国编剧

较真了

杂谈

原文电子版:http://xmzk.xinmin.cn/xmzk/html/2009-09/07/content_405258.htm

中国编剧开始“较真”了

邱晨辰 王倩

http://xmzk.xinmin.cn/xmzk/tplimg/detial_line.jpg
http://xmzk.xinmin.cn/xmzk/res/1/122/2009-09/07/50/res01_attpic_brief.jpg
  王兴东在两会上发言

  伊的根本动机。”

  一审前后《牟氏庄园》已经在各地电视台播出(送审时片方将片名定为《没有男人的庄园》,放映时又改回原名),还发行了DVD。王伊在上诉时把DVD交给了法官,“我十分感谢梁立君法官,是她认真核对了DVD和我的剧本,判定其中95%的内容是一样的。法院把这个结果告诉了栖霞市文化局,对方没提出任何异议”。说到此处,王伊的声音里也流露出如释重负的喜悦之情。

  2009年8月1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栖霞市文化局的诉讼请求,撤销了一审对于王伊的部分不公正判决;并判令栖霞市文化局支付王伊6万元的稿费。

  二审进行时,宋新华消失了,栖霞市文化局的法定代表人换成了林德义。周刊联系了宋新华,询问他对二审判决的看法,在“哦”了一声后,他说“这个事情现在已经不归我管了,无可奉告”,他拒绝透露现在的职务。

  

  为何只说不做

  

  王伊赢了。听到这个消息,刚刚打赢自己维权官司(香港导演张之亮在电影《墨攻》的编剧栏里没有署上他的名字)的老编剧李树型身在伦敦的机场,买了一听啤酒一口气喝了个光。在编剧界看来,这回归的6万元钱意味着法律的回归,法律的尊严回到了它应该保护的对象身上。

  王兴东认为,王伊二审能够获胜的原因是“对方来头不大,还有就是事情并不复杂。而且她遇到了一个执法公正、认真负责的法官,35集电视剧一集一集地看,一周下来眼睛都是红的。对于法官来说,一个案子可能就是一个事务,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编剧来说,这就是她一生的事情”。

  如果没有地方官员肆无忌惮的恐吓,人们还会对王伊保有如此的同情心吗?在文化产业全面开放的现在,连洗脚城的老板都可以投资影视剧时,抄袭剽窃、拖欠尾款和不署名等种种行为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芬妮的微笑》的编剧王浙滨交出剧本后,制片方从此杳无音信;《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编剧陈坪被拖欠尾款;《三国演义》编剧叶式生虽然打赢了官司,但制片方的赔偿却是500件“股票理财通”。而网络舆论对于编剧维权的一个常见态度却是“影视作品的故事都这么烂,编剧们还好意思(要钱)”,编剧维权甚至被说成是“唯钱”,编剧们的维权行动往往也是不了了之。

  王兴东说,“我们讨钱实际上是讨回著作权赋予我们本应拥有的权利,不是额外的权利啊。美国编剧在2008年要求网络平台也要付报酬给编剧,这些我们根本不敢想,我们还停留在很基本的层面上。”

  唯钱论有点过。其实编剧们的剧本费并不高,要价一集10万的编剧毕竟是凤毛麟角,相对于导演和演员的高额收入,大部分编剧的剧本费都在5000元一集左右这么的寒酸,有些刚入行的甚至是1000元一集。“很多编剧都很瘦,年纪轻轻什么病都有,签个合同就像签卖身契一样。像王伊这样从学校毕业后还能走下去的,真是不容易,剧本费就是他们生存之本。”目前全国有22家高等院校每年向社会输送近1000名从事编剧行业的毕业生,这么多人的职业生涯都是从没有署名只有微薄稿费的“枪手”阶段开始。

  社会舆论并不倾向于原创和首创,中国的电影奖项在多年前也取消了编剧奖(今年百花奖重新恢复了编剧奖),整个行业轻视编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编剧之间随意篡夺别人的创意或者抄袭剽窃者众多,真是相煎何太急。为了说明自己及时写出而且交出了剧本,很多编剧往往采取通过邮局自己寄给自己这一招,来留下时间记录。有些编剧甚至想到了找讨债公司要钱,四个彪形大汉往那一坐,制片商害怕了,就付给稿费。程青松说,现在和别人合作剧本,正式签约之前他不会发电子邮件,即使在咖啡厅和别人谈自己打印在纸上的故事,他都不会把纸留给对方。“他们很可能不用你(的故事),但是会把你的故事剽窃了。编剧维权真的好微妙,跟其他维权大不相同。” 

  编剧们被侵权后败诉的比例也比较高,中国是个人情社会,编剧谈合作时往往抹不开面子,再早几年很多编剧连谈钱都抹不开面子。“名编剧的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而刚出道或不出名的小编剧们急于得到报酬,就会忽视了很多问题,剧本一出来就会被踢开。有些小编剧知道钱要不回来就不要了,这样是不对的,要敢于和对方上法庭。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就是总希望别人保护自己,而不是自己站出来,继而保护别人。”王兴东说。

  

  行动起来?

  

  任何一个中国编剧都会羡慕像好莱坞编剧工会那样的维权组织,程青松说,“他们还给编剧养老呢,但我们的演员出了工伤都没组织可找”。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从2004年左右开始为编剧们维权,但学会没有经费来源,王兴东说:“我们学会没什么钱,也请不起律师。我们声援他们,提醒他们要依法办事,要以合同为证,还提供过几个合同样本给大家。对于受伤害的编剧们,只有我们编剧这种群体性组织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政府站出来”。

  文人能写出穿透历史的文字,但他们在日常行为中却都常常显得过于天真。就好像当初的编剧维权大会和之后向有关部门提交的签名信,“当时我们单纯地认为,就像熊德明能遇到温总理一样,我们期待这样的回应。没想到政府回应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负责审查电视剧,只对内容的审查,不涉及著作权……”。不甘的王兴东在2009年两会上又提了一个新提案——剧本著作权合法性决定影片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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