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书画舫》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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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丑(1577-1643)字青父,一作青甫,原名谦德,一作广德,字叔益。晚号米庵等。祖籍江苏昆山,后随父迁居苏州府长洲县。张丑出生于一个六代收藏书画的官宦世家。其曾祖辈与沈周、文徵明为莫逆之交。父亲张应文(字茂实,1539-1595)与文彭、文嘉关系甚密,且与文家有姻戚关系。文嘉之孙、书画家文从简,是张丑的妹夫。而文从简的母亲又是著名文学家和鉴藏家王穉登之女。文从简之女、画家文俶,则是著名隐士和书法家赵宧光之子赵灵均之妻。这种少有的人脉渊源,也是张丑后来成为鉴藏名家而不容忽略的因素之一。张丑曾说其家藏“珍图法墨,甲于中吴”,此从《清河书画表》中可知确是事实。在万历丙戌(1586),张应文获得一枚“秦人张丑”古印,而张谦德生于丁丑年(1577),遂为子易名曰“张丑”。长洲张氏家族的郡望是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一带),所以张丑将其自己的书画著录命名为《清河书画舫》,书画舫取自米芾“米家书画船”之义。张丑是晚明最重要的书画鉴藏家和著录家之一,《清河书画舫》、《真迹日录》、《南阳法书表》和《南阳名画表》诸书,均是书画著录史上的名著。
张丑天赋异禀,聪明过人,在十余岁时就考取秀才,但考举人却屡试不中,遂弃科举功名。张丑的一生几乎只做了两件大事:书画鉴藏和书画著录,并与当时许多大收藏家均有交往,比如苏州王穉登、太仓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华亭董其昌、陈继儒、苏州韩世能、韩朝延父子、嘉兴项元汴家族等等。在晚明诸多鉴藏名家中,张丑在经济实力上无法与项元汴家族相比;在鉴赏名望上,也无法与韩世能、董其昌相提并论。但张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鉴赏名家,是其在文献考证上超逾常人的功力。如果将董其昌与张丑作粗浅的对比,董氏以实物品鉴(目鉴)见长,张丑则以文献(考鉴)见长。故赵宧光在题张丑《鉴古百一诗》中为之褒扬云:“浣花旧句勤雠定,典午遗文恣讨论。五十潜修心自欿,千秋业就岂长贫。”
《清河书画舫》共有十二卷传世。每卷分别以北宋词人秦观《如梦令》中前二句的十二字:“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来命名卷次。著录从三国钟繇至明代仇英一百四十人,共计书画作品一百五十五件。《清河书画舫》所著录书画作品除张丑自己的部分藏外,绝大多数来自于韩世能家族、王鏊家族、朱忠僖、冯梦祯、朱希孝、吴可文、王世贞、王世懋、董其昌等人,以及诸多同时代鉴藏家的藏品。每卷亦可分为上下卷,上卷为正卷,下卷为补遗,是对上卷予以资料补充。在编撰体例上依次为:作者、作品、张丑评鉴、题跋、相关文献史料等;在文献史料中有时还插入张丑的“管见”或“案语”。有部分作品还有印鉴记录。虽然张丑所引用的文献资料颇为广博,但其中并无多少“珍籍秘本”,许多书籍今仍传世。而在题跋文字上,因许多作品今已不传,故此方面的文字就显得较为珍贵。张丑的品鉴文字,是他鉴赏水平的综合体现,历来为鉴藏家和著录家所引证,其影响之深远,至今犹存。《清河书画舫》的撰写体例,也对清人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一书,以及后人的著录谱系和体例完善,均有着不容低估的广泛影响。由题跋和著录文字来考鉴书画流传是鉴藏书画的重要依据之一,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是追踪一件作品流传过程的重要手段之一。故《清河书画舫》一书重要的文献价值也正在于此。
在《明史·艺文志》中有《清河书画舫》十二卷记录,此应是原稿本,即增订本。在当时也有十一卷本,或是初稿残本。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浙江仁和人吴长元根据《清河书画舫》十二卷传抄本校刊刻印行世,并有著名藏书家鲍廷博参与其事,此即池北草堂本,此本后来成为通行本。清人又有翻刻本十余种。但池北草堂本,吴、鲍二人似已做了文字次序上的改动,吴氏在书中也有说明,故它可能已非张丑原稿本的本来面目。关于《清河书画舫》版本考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韩进女士,曾有《〈清河书画舫〉撰著流传考》一文详述。关于该书成书年月,许多学者大都认为是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此系读书粗疏所致。也是受张丑《〈清河书画舫〉引》中“丙辰中秋三五日志”之误导,此应是该书撰写的起始年月。在《清河书画舫》“燕字号第七”《释巨然》中,有张丑在“丙子阳月望前二日”,与友人在吴能远家中鉴赏巨然《萧翼赚兰亭》图轴的记录。丙子是崇祯九年(1636)。故知《清河书画舫》完稿成书年代的下限,大约是在1637年左右。
张丑在《清河书画舫》“绿字号第十一”《倪瓒》中,论述了自己的鉴赏理念:“赏鉴书画要诀,古今不传之秘,大都有四,特为拈出。书法以筋骨为神,不当求形似;画品以理趣为主,奚可徒尚气色?此其一。夷考宣和、绍兴、明昌之睿赏,弗及宝晋、鸥波、清閟之品题,举一例百,在今犹昔,此其二。祇有千年纸,曾无千岁绢,收藏家轻重攸分,易求古净纸,难觅旧素绢,展玩时真伪当辨。此其三。名流韵士,竞以仿效见奇,取重通人,端在于此。俗子鄙夫,专以临摹藏拙,遗讥有识,岂不由兹?此其四。是故善鉴者,毋为重名所骇,毋为秘藏所惑,毋为古纸所欺,毋为拓本所误,则于此道称庶几矣。”
张丑的“赏鉴书画四诀”,既是在今天仍可谓是书画鉴藏的金玉箴言。他在同卷中还说过:“品题书画较之铜玉窑器,难易不啻倍蓰,故鉴家当具金刚眼力,鞫盗心思,自然万不失一。吾党乍见卷轴,切须刻意玩索,勿漫许可。鉴赏既定,自当放胆收录,勿惑人言。执此以观天下书画亦可也。”
但张丑在书画鉴赏和鉴定时,有时也会违背自己所言的“毋为重名所骇,毋为秘藏所惑”。因为他过分地相信和依赖前人的著录文字,并以之作为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这其实与他所处时代的鉴定条件的局限有关。因为明人无图片印刷技术,故许多晋唐宋作品就没有图片可作比对辨析,唯有依赖前人的著录文字和收藏印鉴等进行真伪鉴定,也实属不得以而为之。因此,我们也不妨可将张丑称之为以“考鉴”为主,“目鉴”为辅的鉴藏家。比如在“莺字号第一”中的曹弗兴《兵符图》、晋明帝《穆天子宴瑶池图》、顾恺之《卫索像》、《清夜游西园图》、《初平牧羊图》,以及“嘴字号第二”中的王献之《渥洼马图》等等,大多从前人著录文字中找到出处,并据以或考鉴为真迹,或认定为“流传有绪”。张丑尤其推崇米芾的著录文字,凡经米芾著录过之作品,张丑大多鉴为真迹无疑。像此类的鉴定方式,对晋唐书画鉴定的正确概率极低。这也与晚明时代的鉴赏风尚不无关系。晚明年间,其实是一个“将宋元以来的临本、仿本、与小名头变为大名头的书画藏品,逐步加以实证的关键时期”。当时许多大鉴赏家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误鉴”,像董其昌等人有时出于某种特定的需要,或为了提高藏品的“身价”,则往往会“信口开河”。将一些宋元明人的仿本、臆制或小名头改款的山水画,硬往“南宗之祖”王维的名头上“挂靠”。此类例子,可谓举不胜举。故《清河书画舫》“啄字号第三”《王维》中所著录的七件王维作品,无一件是可信真迹。其中包括冯梦祯(字开之)收藏的“墨皇”之作《江山雪霁图卷》。
书画鉴定如果过分注重著录,而对书画作品本身不予深入仔细的研究,则往往会陷入“缘木求鱼”的怪圈之中。因为著录之书,伪赝者同样也可以阅读和研究,并依照相关文字进行伪仿或臆制。凡鉴赏和鉴定书画,绝不可不读书,但又不可盲目轻信题跋或著录,它们只可作为辅助资料之一,否则就是本末倒置。而在晚明年代,前人著录文献,则又是鉴藏家们不得不信任和倚重的主要资料。这也是晚明诸多书画著录普遍的局限之所在,而绝非仅是张丑一人,故无须对之苛责。因为就技术的层面上来说,古书画的鉴定,犹如自然科学的实验一样毫无疑义,总是后来者居上。
但如果张丑仅仅都是依据前人的著录而鉴定书画真伪的话,那他也绝不会成为一个鉴藏名家,最多也不过是一个附庸风雅的“好事家”而已。古代的书画鉴藏家或著录家,因为他们鉴藏过和著录过的许多藏品,现在仍然传世,所以就给后人对于他们的鉴赏水平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在张丑《清河书画舫》中著录过的书画名迹,比如陆机《平复帖》、索靖《出师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鸭头丸帖》、梁武帝《异趣帖》、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展子虔《春游图》、欧阳询《梦奠帖》、阎立本《贡职图》、孙虔礼《书谱》、卢鸿一《草堂十志图》、韩滉《五牛图》、颜真卿《祭侄文稿》、《瀛州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韭花帖》、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御书千字文》、李成《晴峦萧寺图》、《寒林平野图》、李公麟《九歌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等。虽然张丑由于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在某些作品的断代或作者归属上难免会有失误。但他对这些作品的著录文献的考鉴和笔墨风格的目鉴上,在当时确属一流,无庸质疑。如果我们脱离了当时的特定环境,而以今人所掌握的鉴赏信息去评判古人的鉴赏水平,其实毫无意义。如按当今的鉴赏水准而言,那董其昌岂不是一名二三流的鉴藏家?
张丑是值得今人为之研究的晚明最重要的书画鉴藏家和著录家之一,对中国书画鉴藏史有着杰出的贡献。张丑也是晚明著名的藏书家和戏曲家。近年来有许多学者都对张丑的生平和著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绩斐然,超越前人。其中尤以纪学艳的《张丑书画鉴藏与著录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导师薛永年教授)最为全面。她曾对张丑一生撰写六部书画著录的动机,阐述过自己的独见:张丑在其书画著录的撰写过程中,一步步地达到了他所想追求的目的——让四方后世知道他出生于一个六代收藏世家,而且还是当时极具眼力的一流鉴藏家和著录家,他与同时代许多鉴藏大家相比,也毫不逊色。现在看来,张丑的确是名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