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册（江苏、浙江地区）

    南京博物院藏品

1、[明]薛素素《吹箫仕女图轴》（绢本墨色。真迹）。署：“薛氏素君戏笔”。钤：“孙氏薛”（白）、“第五之名”（白）。王文治题诗塘（堂）

君超按：“孙氏薛”应该是“沈氏薛”之误。薛素素后曾为著名文人、嘉兴人沈德符（1578-1642）之妾，沈氏即《万历野获编》的作者。从印章来看，此图似为薛素素归沈德符后所作。但我对此图一直有“存疑”。“第五之名”，罗继祖先生曾在《薛素素脂砚及自画像》一文（见《枫窗脞语》（中华书局1984年2月》）中有云：“五为院行次，故有‘第五之名’小印，又有印曰‘五郎’，见《玉台画史》，非名也。”所谓的“五为院行次”即素素当年在青楼为妓时的排行。沈家是嘉兴的名门望族，故薛素素在“从良”嫁沈德符后，焉能再用当年“院行次”之理？此图曾为晚清端方（午桥）收藏，著录于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9月）卷二《书画》中，名为《薛素素小影》，纯属文人的臆想附会。

2、[清]周亮工《仿大痴晴树烟岚图轴》（绢本墨色。真迹）。署：“庚戌（康熙九年，1670）秋仲笠人周元亮。”钤：“子晋一字笠人（朱）。”劳继雄按：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河南祥符（今开封）人。”

君超按：从未见清初周亮工有“子晋一字笠人”之说。查阅《赖古堂印谱》四卷，也未见有此朱文印。故怀疑画上的“周元亮”非祥符人周亮工，而可能是另外一人。存疑待考。

3、[宋]赵佶《鸜鵒图轴》（纸本墨色。真迹）。乾隆题诗塘并题。许乃普、沈兆霜等题。劳继雄按：此为南宋画，甚疲，但不是徽宗画。

君超按：这是一幅有故事的“名画”。曾为大收藏家庞莱臣收藏，并著录于《虚斋名画续录》卷一。该画在乾隆年间入藏清内府，乾隆在诗堂上题有“活泼泼地”，但《石渠宝笈》诸编未著录，画上和边绫两侧题跋、印鉴累累。光绪年间流出清宫，曾为南海銕画楼、玉峰周氏收藏，后归庞莱臣收藏。由于原作已经破损不堪，庞氏就重金邀请名画家陆恢精心对摹两幅，然后将原作销毁。故世上仅存两幅《鸜鵒图》摹本。一幅在1936年被日本人原田尾山购得携往日本；一幅在1961年由庞家后人捐赠给南京博物院。

上世纪七十年代，南京博物院专携《鸜鵒图》，特地到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请徐邦达、刘九庵、马子云三人对此画作真伪鉴定。三人皆认为是赵佶真迹，三人还写有文字证明，而对画中的某些“接笔”，认为最晚的下限可到元末明初。在1986年10月8日，“七人鉴定小组”又对此画进行了重新鉴定，包括劳继雄在内的鉴定者全部“走眼”。2005年8月，南京博物院研究员万新华先生在《收藏家》杂志上首次披露了此画的实情，此画的真伪始有定论，遂天下尽知。故此图最多也只能定为“下真迹一等”。

常州市博物馆藏品

4、[清]弘仁《山水图册（十开）》（纸本墨色。真迹）。署：“壬申（崇祯五年，1632）九月渐江僧仁为与岑先生写此十帧。”

君超按：此图册十开全是伪作。弘仁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1610年），故可知此年弘仁为二十三岁。而弘仁在三十八岁时，即清顺治四年（1647年）在福建武夷山，皈依古航道舟禅师，剃发出家为僧，始用法名弘仁，字无智、无执，号渐江、渐江学人、渐江僧等。所以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在二十三岁却用三十八岁时的名号？我曾写有《记弘仁的一本山水册》一文，详细考证此图的真伪。鉴定大家在匆匆的“目鉴”时，也往往会有“走眼”。

浙江省博物馆藏品

5、[元]王蒙《松窗读易图卷》（纸本设色。资料）。周天球引首“文苑二绝”。谢稚柳说：“当初杭州方面托沙孟海去上海找钱境塘请向吴湖帆买富春图（君超注：即《剩山图卷》），吴湖帆要与王蒙松窗读易图卷一起卖。沙孟海找谢稚柳，谢稚柳与吴湖帆谈，吴湖帆同意只卖一件。后钱境塘打电话给谢稚柳，吴湖帆告知钱境塘他没有答应，后沙孟海又找谢稚柳。谢稚柳光火，跟沙孟海说，你去跟杭州讲，杭州方面说只买一件，却跟吴湖帆谈两件。结果就把此图买来了。此图原先在北京已闹了一年，吴湖帆也要想搭卖出去，当时张珩不干。”劳继雄按：饶介题（伪），文嘉字真，王蒙画伪，但画要到明。

君超按：当初吴湖帆并不想卖黄公望《剩山图卷》，但浙江文物管理部门却一直想要购买。真正说动吴湖帆想卖此图的是钱境塘。吴湖帆当时出价五千元，这几乎是当年浙江文物管理部门一年收购文物的资金，另外还要搭卖王蒙《松窗读易图卷》，他是想让浙江方面知难而退。但浙江文物管理部门最终还是“咬牙”将两图全面购下。此事吴湖帆实是“两头不讨好”，上海方面埋怨他不该将《剩山图卷》卖给浙江；而浙江方面则又埋怨他“强搭强卖”。

6、[明]林雪《雪景寒林山水图轴》（绫本墨色。真迹）。署：“天启元年（辛酉，1621）小春写于柳浪巷。”自钤：“天素”（朱）、“林雪”（白）。

君超按：林雪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妓女画家，字天素，福建建宁人，生卒年不详。后从良，据说晚年遁入空门。董其昌、陈继儒、李流芳、曹学佺、陈文述等人对她颇为青睐。她曾在杭州生活过一段时间，交游皆名人高士，后来还乡。林雪传世作品极少，上海博物馆藏有二幅，南通博物苑藏有她的一幅《观音像图轴》（绫本墨色。真迹），见《实录》第四册2109页。署年“已酉”，劳继雄定为是“1669年（康熙八年）”。黄书梅在《林雪：一位明末名妓画家的生平与艺术》（见《美术史与观念史（VII）》，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一文中，认为林雪存世作品最晚者作于1645年（清顺治二年），此说似误。

第六册（浙江、安徽、河北、河南、山西、天津地区）

安徽省博物馆藏品

7、[明]陈洪绶《秋林啸傲图轴》（绢本设色。真迹、精）。有图。署：“洪绶画于无见阁。”劳继雄按：此图用范宽之笔法，运龚贤之墨气，画颇为精致。

君超按：此图的笔墨风格在陈洪绶山水中极为少见，也可以说是仅此一件。用范宽密如繁星的“雨点皴”，加龚贤的积墨皴染法，树木、岩壑的画法上极具功力。今人一般将《五泄山图》（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视为陈洪绶山水作品的“标准件”，而《秋林啸傲图轴》则是一件风格迥然不同的作品。此图在翁万戈先生编著的《陈洪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8月）一书中未有刊印。翁先生收藏有一幅陈洪绶《芙蓉人镜图》轴，亦署“画于无见阁”，定为1633年作品。约是三十四五岁时的作品。我们熟悉陈洪绶的人物和花鸟作品，但对他早期（风格转型前）的山水作品则研究得不多。

山西省博物馆藏品

8、[清]缪曰藻《楷书寿安麓村四十书轴》（绢本。真迹）。有图。署：“麓村长兄四十初度（康熙六十一年，壬寅，1750）。”劳继雄按：麓村即安仪周。

君超按：清代江苏吴县人缪曰藻（1682-1761），字文子，号南有居士，祖籍河南召陵人。其父缪彤曾中康熙六年（1667）一甲一名进士（状元），缪曰藻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榜眼及第。曾任太子洗马（负责图籍文书之职），所著《寓意录》（1733）一书，是中国古代书画著录书籍中之较为著名之作。《楷书寿安麓村四十书轴》云：“绘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米友仁八十余，神明不衰。黄一峰九十而貌如童颜。沈石田、文衡山皆臻大耋。盖笔端造化，吐露万象，玩物适情，以画为寄，烟云供养，胸次自别也。书祝麓村长兄四十初度。吴趋缪曰藻。”书法内容乃节录自董其昌《画旨》中的文字。

清初大收藏家安岐（1683-1745或1746），字仪周，号麓村，晚号松泉老人。著有《墨缘汇观》（成书于1743年）一书，是中国鉴藏史上一部著名的书画著录之书。如果依据安岐的出生年计算，四十岁应该是康熙壬寅（1722年，实岁三十九），而非1750年（乾隆十五年庚午）。在清初书画著录史上，缪曰藻《寓意录》、吴升《大观录》、吴其贞《书画记》、佚名《装余偶记》（我认为是梁清标收藏佚目一部分）、安岐《墨缘汇观》诸书，在书画的著录上有“重复”或“交叉”。但一直未见缪曰藻和安岐交往的文字记录，而《楷书寿安麓村四十书轴》则是一件重要的文献资料。

9、[元]王渊《桃竹锦鸡图轴》（绢本墨色。真迹、精）。有图。署：“至正三年（癸未，1343）冬腊月钱塘王渊若水为仲华良友画桃竹锦鸡图。”下钤印记三方。劳继雄按：此图原用四十元人民币购买三幅中的一幅，出于山西文物商店地下室，1983年送至故宫修复装裱。

君超按：王渊字若水，号澹轩，元代晚期钱塘（今杭州）人，生卒年不详。王渊是元代最重要的花鸟画家之一，传世作品约有十余件，皆收藏于海内外博物馆。其中不无“存疑”之作，但公认是“标准件”的有三幅：《花雀珍禽图轴》（又名《竹石集禽图》，上海博物馆藏）、《桃竹春禽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山桃锦雉图轴》（又名《桃竹锦鸡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皆为纸本墨笔。而此幅《桃竹锦鸡图轴》（162.5x133公分）虽然是绢本，但至少也可定为“下真迹一等”，也是典型的“墨花墨禽”之作，可惜知者甚稀。王渊题款多用隶书小字二行，分别写明年号和受画者上款。近年于拍卖市场中，我曾先后见过几件所谓的王渊花鸟作品，无一真迹。有些尽管曾经著录和题跋累累，但其实年代连明代中期都不到。而某些鉴定“专家”居然还为之撰文，百般褒誉为“真迹”。此非“走眼”，似有“作托”之嫌。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品

10、[元]边鲁《起居平安图轴》（纸本墨色。真迹、精）。署：“魏郡边鲁制”。钤“边氏鲁生”（白）。劳继雄按：画为王渊系统。

君超按：2008年1月初，我曾到天津艺术博物馆（新馆）参观，见到过这件《起居平安图》。但我记得好像并非是立轴，而是镜片，画的四周用有机玻璃条镶嵌在玻璃橱内壁上。我当时也有些不解，因为在所有的书籍中，此图均标为立轴。此图命名有“鸡鸣将旦，为人起居”之意，以雉鸡代替雄鸡，再加上“竹（祝）报平安”，故名《起居平安图》，但感觉稍有些不切画意。所以徐邦达先生在《中国绘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11月）一书中将之命名为《花竹锦雉图》。此图是天津著名收藏家张叔诚先生在1981年捐献，现为天津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但我怀疑此图上下两端和右边部分可能曾有过裁割，而并非是原作的全貌。

《起居平安图》（118.5x49.6公分），是边鲁的传世“孤作”，也就是说全世界仅此一件。而且因为边鲁有维吾尔族血统，所以此画的价值就更加非同一般，并屡经出版，也成为了元代花鸟画史上的一个“标本”。边鲁后来定居在安徽宣城，所以他有可能鉴赏到王渊墨笔绘画的作品。边鲁或许是王渊的“私淑弟子”，但在构图方面却比王渊更加的疏朗、秀润和古逸。在元代的花鸟画家中，边鲁仅凭一件作品就名留画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