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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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尤瓦尔·赫拉利的三部曲（中信出版社十周年畅销纪念版）中的第一部《人类简史》概述了人类的过去，审视一种几乎微不足道的猿类怎样成为地球的统治者，第二部《未来简史》中讨论了生命的远期愿景，思考人类最后可能会如何成为神，智能和意识最终又会走向怎样的命运，那么第三部《今日简史》中则聚焦人类命运大议题。这个大议题包括科技颠覆、生态崩溃和核战争，着重于已在迫在眉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其中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正在颠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分配方式，数据成为最重要的资源。

赫拉利发现，人类思考用的是故事，而不是事实、数据和方程式，而且故事越简单越好。人类相信，故事能够解释人类过去、预测全球未来。在《今日简史》中，赫拉利着重讨论“自由主义故事”。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自由主义故事就成为人类了解过去的主要指南，未来无法取代的使用手册。在自由主义的故事里，讴歌着自由的力量和价值，人类为自由而战，让自由站稳脚跟，民主政权取代了残酷的独裁统治，自由企业克服了经济上的限制，学会了独立思考、听从自己的内心。

但是，自由主义故事也承认，世界上并非事事完美，仍然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就算在最自由的国家，仍有许多公民忍受着压迫、暴力和贫困。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建立于工业时代，管理者有蒸汽机、炼油厂和电视机所构成的世界，但面对现在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自由主义就显得无力招架。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们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越来越感到理想幻灭。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人类的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所有权力都来自个人的自由意志，表现在每个人的各种感受、欲望和选择之中。然而，在赫拉利看来，自由主义相信感受，相信自由选择，但这些概念其实并不自然，也称不上久远。所有的“感受”都只是所有哺乳动物及鸟类都拥有的生化机制，用来快速运算生存和繁殖的概率。“感受”的基础不是直觉、灵感或自由，而是运算。但我们通常不会意识到各种感受是出于运算，原因在于这些快速的运算远不在我们意识的阈值范围内，我们感受不到大脑里几百万个神经元在怎样运算着生存和繁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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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伯特·西蒙看来，人类仅有“有限理性”，因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仅形成一种有限理性的能力。然而，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自由主义对“理性人”赋予无比的信任，认为个人是独立的理性能动者，而现代社会也是以这种只存在于神话想象中的生物为基础。民主的基础就是认为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认为顾客永远是对的。

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思想家指出，“理性人”可能只是沙文主义的西方幻想，颂扬的是上流阶层白人的自主权和权力。而行为主义经济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早已证明，大多数人类决策是基于情绪反应和思维捷径，而不是理性分析。人类的情绪和思维捷径虽然可能适合应对石器时代的生活，但在芯片时代，这些方法远远不够。

人类很少真的自己思考，而是以群体为单位来思考。智人之所以能够胜过所有动物并成为地球的主人，靠的不是个人的理性，而是能够群体思考的这种独特能力。我们以为自己懂的知识比前人更多，但其实就个人而言，我们的所知并不如过去。史蒂文·斯洛曼和菲利普·费恩巴哈的一项研究表明，每个人其实懂得知识很少，我们却以为自己懂得很多，原因就在于我们把存在于他人大脑中的知识也看作自己的。这就是所谓的“知识的错觉”。

“知识的错觉”不一定就是坏事，它可以让我们能够继续愉快地生活，而不会陷入无谓的努力，并避免试图自行理解身边的一切。人类有很多特性都是如此，在过去很有道理，到现在就成了问题。有些人高谈阔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转基因作物，但其实对气象学或生物学几乎一无所知；有些人强烈主张该如何解决伊拉克或乌克兰的问题，但其实连这些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都找不到。人类很少能认清自己的无知，因为他们一直待在如同回声似的同温层里，往来的都是思想相近的朋友，接收的都是肯定自己意见的新闻信息，各种信念只是不断增强，鲜少遭到挑战。

只是为大众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大概无法让情况有所改善。科学家希望有更好的科学教育，就能消除错误的观点；学者也希望如果能把准确的事实和专家的报告呈现给大众跟前，就能改变大众对医改法案或全球变暖的看法。然而，这些希望其实都是误解了人类实际的思维方式。人类大部分观点的塑造，都是通过群体思维，而非个人理性。

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接受太多事实，当然也不喜欢感觉自己很愚蠢。可别千万以为只要拿出统计数据，就能够说服茶党（Tea Party ）支持者接受全球变暖的真相。群体思维的力量无所不在，所以就算某些观点看起来如此主观武断，也很难改变。就连科学家对群体思维也同样难以免疫。同样的，自由主义相信个人理性，但这种信念也可能是自由主义群体思维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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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全球化世界天生就有一个特点：因果关系高度分化且复杂。就算坐在家里什么也不做，也有可能被人指责与某某同谋。我们的生存需要依赖复杂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网络，而且全球因果关系盘根错节，就连最简单的问题也变得难以回答。整个社会系统构建的方式是让那些不喜欢费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得以维持幸福的无知状态，而要努力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则需要历经诸多艰难。现代历史最严重的罪行，不仅源于仇恨和贪婪，还源于无知和冷漠。

当代世界大多数的不公正，并不是来自个人的偏见，而是来自大规模的结构性偏见。赫拉利说，当他讨论全球性问题的时候，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只看到全球精英阶层的观点，而忽略了各种弱势群体的想法。全球精英掌控的话语权，因此我们不可能错过他们的观点。但相较之下，弱势群体通常会遭到禁声，我们也就很容易遗忘他们。这并非我们真的有恶意，而只是由于纯粹的无知。即便你本人属于某个弱势群体，对该群体的观点有清晰的认知，也不代表你了解所有其他弱势群体的想法。

事实上，人类一直生活在一个后真相时代，被伪造的不只是某些特定的军事事件，就连整个历史和国家都可能被伪造。智人就是一种后真相物种，创造并相信虚构故事的能力越高，就越能发挥更多的能力。回顾历史。1931年，日军就是假装自己遭到攻击，以此为借口而侵略中国，接着又建立伪满洲国，以合理化自己的侵略。英国殖民澳大利亚，援引的法条是认定澳大利亚为“无主地”，等于把澳大利亚长达5万年的原住民历史一笔勾销。

几千年来，人类社群网络里的许多“新闻”和“事实”其实都是虚构的，讲述着奇迹、天使、恶魔和女巫的故事。我们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指出夏娃被蛇诱惑、所有异教徒死后的灵魂都在地狱燃烧，也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如果婆罗门阶层与吠舍阶层的人通婚会令宇宙的创造者震怒。然而，就是有几十亿人相信这些故事，而且一信就是几千年。有些假新闻，就是能够长长久久。

会用虚构故事来促进合作的，并非只有古代宗教。在更晚的时期，每个国家都创造了自己的民族神话，精心塑造出能够自我强化的种种信条。纳粹的政治宣传大师约瑟夫·戈培尔可能是现代把这套媒体戏法耍得最有模有样的人，他用一句话就讲出了自己的诀窍：“谎话说一次仍然是谎话，但说一千次，就成了事实。”

除了宗教和意识形态，就连一般企业也得编造故事、制造假新闻。仅仅是品牌塑造，常常就是把同一个虚假的故事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民众信以为真。大口大口地灌下可口可乐，只会增加患上肥胖和糖尿病的概率。然而，可口可乐几十年来投入几十亿美元，把自己与年轻、健康和运动联系起来，几十亿人潜意识里也就这么相信了。

如果要克服偏见，验证信息来源的可靠性，那么赫拉利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黄金法则。第一条黄金法则：如果你想得到可靠的信息，必然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如果你总是免费得到信息，有可能你才是整个商业世界的产品。第二条黄金法则：如果觉得某些问题似乎对你特别重要，就该真正努力阅读相关的科学文献。科学当然有其局限性，也曾犯下许多错误。但尽管如此，在最近几个世纪，科学仍然是我们最可靠的知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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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成功的故事都是开放式的。这些故事从来不需要解释意义最终的来源，因为它们很懂得如何抓住人的注意力，让人别去想更多其他的事。如果我们相信某个特定的故事，就算最小的细节也会让我们大感兴趣，但与此同时，任何不属于故事范围内的事物都很难引起我们的注意。虽然有些故事也会辛苦地把规模扩大到整个时空，但其他许多故事就是靠操纵听众的注意力，虽然规模远远较小，但成效并不逊色。

有鉴于我们对宇宙的一切认知，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相信以色列、德国或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故事就是宇宙和人类存在的最终真理。民族主义会用各种英勇的故事令我们着迷，用各种过去的灾难令我们涕泣，再用国家遭受的种种不公不义令我们愤怒不已。如果这些故事几乎完全不谈完整的时间、完整的空间、宇宙大爆炸、量子物理、生命进化，那么这些故事最多只是整个真理和真相的一小部分。然而，人类不知为何就是无法看穿。

人生如同一部永无止境的史诗，虽然是一种很普遍也很吸引人的说法，但有两大问题：第一，不管人生的故事可以延续多长，也不见得更有意义，只是比较长而已。第二，缺乏证据支持。实际上，“人生的意义”就连“留下一些什么”这种卑微的愿望也很少能够实现。绝大多数曾经存在的生物，都是没有留下基因便已然灭绝。例如几乎所有的恐龙都是如此；又如尼安德特人，在智人接手后就消失殆尽。

一个好的故事必须让人有可以扮演的角色，要能延伸到超出自我的视界。但与此同时，好的故事并不用真实。一套故事可以纯粹出于虚构，只要能让我们有身份认同，觉得人生有意义，就已足够。如果以我们目前的科学知识来判断，全世界有史以来所有文化、宗教和部落的千千万万个故事，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全部只是人类的发明。如果我们想问人生有何真正的意义，而对方是用一个故事来回答我们，这个答案肯定是错的。故事细节如何并不会有所区别，任何故事都一定是错的。原因在于，宇宙绝不是以故事的方式运作。

那么为什么人类会相信这些虚构的故事呢？第一，我们的个人身份认同是以这些故事为基础的。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相信故事；第二，除了个人身份认同，就连人类整体的机构体制都是建立在故事上的。因此仅仅质疑故事真假，就让人胆战心惊。在许多社会中，想质疑故事的人都会遭到排挤甚至迫害。就算没有这种情形，说到要质疑社会最基本的结果，也实在需要很大的胆量。原因在于，如果真的驳倒了相关的故事，就代表我们所知的整个世界都没有意义。国家法律、社会规范、经济体制可能全部面临崩溃。

多数故事之所以能屹立不倒，靠的并不是稳固的地基，而是屋顶的重量。如果个人身份认同和整个社会系统都是以某个故事为基础，就很难再去质疑这个故事。原因并不是这个故事证据齐全，而是这个故事一旦崩溃就会引发个人和社会的灾难。在历史上，屋顶有时比地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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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的故事一样，自由主义故事也以创造作为开端。根据自由主义，创造是每时每刻都要发生的事，而“我们”就是创造者。“我们”的人生目标是通过感受、思考、渴望和发明，去创造意义。任何事物只要限制了人类自由去感受、思考、渴望和发明的能力，就会限制宇宙的意义。所以，最高的理想就是摆脱这些限制的理由。

实际上，相信这套自由主义故事的人信守两条诫命：一是创造，二是争取自由。创造的表现，可以是写首诗，发明一个新的应用程序，或者发现一种未知的化学物质。至于争取自由的表现，可以是用任何行为让人得以摆脱社会、生物和实体的限制，例如，教女孩读书识字，找到癌症的治疗方法，或者打造宇宙飞船。

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让“我们”追求表达自我、实现自我的自由。然而，“自我”和自由都只是从古代童话借来的妄想。自由主义对“自由意志”的概念有些混淆不清。如果所谓的“自由意志”是说“自由地去做想做的事”，那么人类确实有自由意志。但如果所谓的自由意志是说人类有“选择欲望的自由”，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人类并没有自由意志。

虽然一切的故事都是由人类心智虚构出来的，但也无需感到绝望，毕竟现实仍然存在。我们也无需在虚构的宇宙大戏里扮演任何角色。赫拉利指出，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不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而是“如何摆脱痛苦”。因为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就是痛苦。如果真想知道宇宙的真相、人生的意义、自己的身份，最好的出发点就是开始观察痛苦、探索痛苦的本质。

答案永远不会是一个故事。但是，查理·芒格先生早在1986年的一次演讲中给出了绝佳的答案。不过，这个答案是“把问题反过来想”的结果。芒格先生说，约翰尼·卡森曾经根据个人经验，告诉我们如何保证自己过上痛苦的生活。卡森给的确保痛苦生活的处方包括：为了改变心情或者感觉而使用化学物质、嫉妒、怨恨。卡森一次又一次地尝试了这些东西，结果每次都变得很痛苦。对此，芒格先生深感同受。

于是，芒格先生也开出四味痛苦的药方：要反复无常，不要虔诚地做你正在做的事。尽可能从你们自身的经验获得知识，尽量别从其他人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中广泛的吸取教训，不管他们是古人还是今人。当你们在人生的战场上遭遇第一、第二或第三次严重的失败时，请意志消沉，从此一蹶不振。请忽略小时候告诉我的那个乡下人故事，曾经有个乡下人说：“要是我知道会死在哪里就好了，那我将永远不去那个地方。”

查尔斯·达尔文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主要是因为他的工作方式。但是，那种工作方式有悖于查理·芒格所列出的痛苦法则，而且还特别强调逆向思维：他总是致力于寻求证据来否定他已有的理论，无论他对这种理论有多么珍惜，无论这种理论是多么得之不易。

赫拉利显然击中了人类思维的脆弱性，为我们指出了其中深藏的隐患。赫拉利相信，在未来几年或几十年内，我们肯定还有选择。只要努力，我们还是能了解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模样。但如果真要把握这个机会，最好从现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