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如果说尤瓦尔·赫拉利的三部曲（中信出版社十周年畅销纪念版）中的第一部《人类简史》概述了人类的过去，审视一种几乎微不足道的猿类怎样成为地球的统治者，那么他的第二部《未来简史》则讨论了生命的远期愿景，思考人类最后可能会如何成为神，智能和意识最终又会走向怎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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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千年来，人类始终需要面临三大问题：饥荒、瘟疫和战争。它们永远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但就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人类似乎已经成功地遏制了饥荒、瘟疫和战争。从过去不可理解、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转化为可应对的挑战，而且通常都能成功。因为成功，也因此孕育了野心。今天人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健康与和谐。

从人类过去的记录与现有价值观来看，接下来的目标很可能是长生不死、幸福快乐以及化身为神。这三个议题有可能被预测成为21世纪的目标。然而，这三个目标（a）是21世纪“人类整体”可能会做的事，而不是大多数人直接参与；（b）这仅仅是一项历史预测，而不是政治目标；（c）追寻并不代表就能够得到，历史常常是由过度放大的期望塑造的；（d）这项预测并不是预言，而是在讨论我们现有的选择。

有些复杂系统(例如天气)完全无视我们的预测，但人类发展的过程则会对预测产生反应。事实上，预测越准确，引发的反应就越多。因此，随着我们收集更多资料、提升运算能力，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出乎意料且难以预测。知道的越多，能预测的反而越少。这就是历史知识的悖论。知识如果不能改变行为，就没有用处。但知识一旦改变了行为，本身就立刻失去意义。我们拥有越多数据，对历史了解越深入，历史的轨迹就改变得越快，我们的知识也过时得越快。

几个世纪以前，人类知识增长缓慢，政治和经济的改变仿佛也迈着一种悠闲的脚步。如今，知识增加的速度飞快，理论上我们应该越来越了解这个世界，但情况恰恰相反。各种新知识让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加速。为了了解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加速积累知识，却导致动荡进一步加速、加剧。于是，我们越来越无法真正理解现在或预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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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认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在预测未来：气象学家要预测明天是晴还是雨，经济学家要判断货币贬值是否会避免或造成经济危机，好医生则要判断化疗或放疗能否治愈癌症。同样，我们也希望历史学家审视前人的行为，以便让我们善则从之、恶则改之。但实际情况几乎永远不是这样，原因就在于过去和现在有天壤之别。如果现在研究汉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战术，希望在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时派上用场，那只是浪费时间。过去在骑兵战中奏效的策略，用在网络战上并不见得有用。

而且，科学并不只是预测未来。各个领域的学者经常希望拓展人类的视野，因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全新而未知的未来。历史领域尤其如此。虽然历史学家偶尔也会提出预言，但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意识到一些通常不会考虑的可能性。历史学家研究过去不是为了重复过去，而是为了从中获得解放。

每个人都出生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现实中，受到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制约。因此，我们会觉得自己所处的现实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们却忘记了世界是由一连串的意外事件所创造的，历史不仅塑造了我们的科技、政治和社会，也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恐惧和梦想。研究历史是为了挣脱过去的桎梏，让我们能看到不同的方向，并开始注意到前人无法想象或过去不希望我们想象到的可能性。观察让我们走到现在的一连串意外事件，就能了解人类的念头和梦想是如何变成现实的，然后我们就能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并编织出不同的梦想。研究历史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选择，但至少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选项。

那些希望改变世界举动，常常从改写历史入手，从而使人们能够重新想象未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才要讲述资本主义的历史，女权主义者才要研究父权社会的形成，非洲裔美国人才要永远记住奴隶贸易的恐怖。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延续过去，而是要从过去中解放出来。过去300年来是由人文主义主导世界，将智人的生命、快乐和能力加以神圣化。而经过如此长久的人文主义熏陶，人类想要得到不死、幸福和神性，也完全合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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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或黑猩猩等动物都活在一种双重现实之中：一方面很熟悉外在的各种客观实体，比如树木、岩石和河流，另一方面也清楚自己内在的主观体验，比如恐惧、喜悦和欲望。而智人则是活在一种三重现实之中，除了树木、河流、恐惧和欲望，智人的世界还有各种关于金钱、神、国家和公司的虚构故事。当历史逐渐展开时，神、国家和公司的影响不断增长，而河流、恐惧和欲望则被弱化。于是，耶稣基督、法兰西共和国、苹果公司学会了如何建起水坝将河流据为己有，以及如何控制我们最深切的焦虑和渴望。

到了21世纪，新科技让这些虚构的故事更为强大。人类认为自己创造了历史，但历史其实是围绕着各种虚构故事展开的。实际上，单一人类个体的基本能力从石器时代以来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各种虚构故事的力量在增强，它们推动了历史，让我们从石器时代走向硅时代。

比如，《圣经》对历史的看法在根本上就有问题，然而却仍然成功传遍世界，让数百万人深信不疑。《圣经》宣扬的是一神论的历史理论，声称整个世界是由某个唯一、全能的神来掌管，而且他非常关心我们的行为。但即便如此，在《圣经》时代，有些文化对历史看法明显更为准确。在泛灵论和多神论宗教的眼中，世界就是一个各方权力竞争的角斗场，而不只是有单一的神。

不论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希腊历史学家，还是像司马迁这样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已经发展出非常精致的历史理论，与今日的现代观点极为类似。他们认为，之所以会爆发战争和革命，是由于无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现代学者多半会同意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历史观，而不同意《圣经》。正因为如此，所有现代国家都会投入大量精力，收集关于其他国家的信息，并分析全球生态、政治和经济趋势。

虚构故事本身并没有错，而且有时还有其必要性。如果没有货币、国家或公司等人接受的故事，复杂的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转。然而，故事只是工具，不应该成为目标和标准。一旦我们忘记了这些只是虚构的，就会开始与现实渐行渐远。于是，可能只是为了“给公司赚很多钱”或是“保护国家利益”，就让我们掀起无边战火。公司、货币和国家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是人类发明了这些概念，好让它为人类服务。但是，最后反而是人类为这些概念服务，甚至牺牲性命。虚构故事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支柱。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关于神、国家和公司的故事越发强大，以致开始主宰客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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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社会造就了“现代性”，人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有了意义。现代文化的力量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而且还在不停研究、发现与增长。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携手并进，进一步推动了现代社会对力量的追求。今天所有人都在热切追求增长，但在前现代时期，人们对此却毫不在意。几千年来，人们之所以不相信未来会增长，不是因为前人太过愚昧，而是因为这一想法从根本上违反自觉、进化经验和世界运作的方式。自然系统多半呈现出平衡状态，而且生存之争又多半是零和博弈，有一方蓬勃发展，另一方就必会付出代价。

“现代性”的理念基础是：经济增长不仅有可能，而且还绝对有必要。虽然祈祷、行善和冥想能带来心灵的安慰和启发，但想解决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增长。“现代性”的基本信条可以总结为一个简单的想法：如果想解决问题，可能就需要拥有更多；为了拥有更多，就要生产更多。

现代政治和经济笃信增长的必要性有三个原因。首先，生产越多消费就越多，越能提高生活水平，也能享受到所谓的更快乐的生活。其次，只要人类持续繁衍壮大，仅仅为了维持现状，经济增长就很有必要了。第三，几乎任何公共或私人的问题都能用“把饼做大”来解决。于是，经济增长就成为几乎所有现代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共同关注的焦点。由于经济增长据称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因此它鼓励大家放下各种道德偏见，共同采取能够使成功最大化的长期措施。

资本主义深信“增长”这一最高价值，可以说其第一条训诫就是：投入利润，促进增长。因此，现在我们不但有更多的小麦、房屋、石油和武器，而且银行和基金里还有更多的钱，能够继续借出去。这是一个永不停转的巨轮，至少资本主义是这么认为的。

为了确保永远增长，就必须找到永不枯竭的资源。方法之一就是探索、征服新的土地。几个世纪以来，不论是欧洲经济增长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扩张，都严重依赖于帝国在海外的征服行动。而事实上资源只有三种：原材料、能源和知识。原材料和能源取之有尽，用得越多，剩下的就越少；但知识是不断增长的，用的越多，反而拥有越多。而且，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还能带来更多原材料和能源。

几千年来，人类之所以无法用科学来推动增长，是因为大家误以为各种宗教经典和古老传统里已经提供了世界上所有的重要知识。然而，科学革命打破了人类这种天真的信念，科学最大的发现正是让人类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人类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所知竟如此之少，就突然有了很好的理由去追求新知，从而开启了用科学推动进步的道路。然后，一代接着一代，科学让我们找到了新的能源、新的原材料，更好的机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蒸汽机、内燃机和计算机等种种发明，打造出了过去从来没有的全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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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造就了人文主义，反过来，人文主义又主导了现代世界。人文主义让人类摆脱了人生无意义、存在无依据的困境。根据人文主义的观点，人类必须从自己的内在体验找出意义，而且不仅是自己的意义，更是宇宙的意义。这才是人文主义的主要训诫：为无意义的世界创造意义。

人文主义认为生命就是一种内在的渐进变化过程，依靠体验，让人从无知走向启蒙。人文主义生活的最高目标，就是通过各种智力、情绪及体验充分发展人的知识。因此，华兹华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和左拉会去刻画一般劳工和家庭主妇内心的感受。而像荷马史诗中那样的神、国王和英雄则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感受和体验的神话为从旅游到艺术的许多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今天，像旅行社和餐厅真正卖的不是机票，也不是什么高档晚餐，而是新奇的体验。

但是，21世纪的新科技可能会彻底扭转人文主义革命，让人类交出权威，送到非人类的算法手中。这就是科技人文主义。推动这个趋势的主要力量来自生物学的洞察，而非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认为，生物就是各种算法。如果生物的功能真的和算法大有不同，就算计算机在其他领域大展神威，仍然不可能了解人类、引导人类的生命，更不可能与人类合而为一。一旦生物学家判断生物也是算法，就等于拆除了有机和无机之间的那堵墙，让计算机革命从单纯的机械事物转变为生物的灾难，也将权威从个人转移到算法网络。

科技人文主义梦想推动第二次认知革命，让社会大机器里的“人类小齿轮”沟通和处理数据的效率更高。科技人文主义希望用人类的期望来选择发展某种心智能力，进而决定未来心智的模样。人文主义的戏剧多半以某个令人痛苦的欲望展开。比如，像罗密欧和朱丽叶那样，因为爱，双方都非常痛苦。科技对这种情节的解法，就是确保让我们不会有令人痛苦的欲望。科技人文主义显然打算直接切断人文主义的脐带。这个科学宗教所遇见的世界，并不是围绕着任何人类生命形式的欲望和经验。而能够取代欲望和经验的，则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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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主义者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50年后，生命科学已经认为生物体都是生化算法。对于政府、企业或一般消费者来说，数据主义提供了突破性的技术和强大的全新力量。从文学、音乐学、经济学到生物学，所有科学学科都能统一在单一理论之下。根据数据主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股市泡沫和流感病毒不过是数据流的三种不同模式，能够使用同样的基本概念和工具来分析。这个构想让所有科学家形成一种共通的语言，在学术的鸿沟上搭起桥梁，让某种见解跨越不同学科。终于，音乐学家、经济学家和细胞生物学家也能互相理解和沟通了。

最坚信数据主义的正是它的两个学科：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两者之中又以生物学最为重要。生物学拥抱了数据主义，才让计算机科学的小小突破撼动了整个世界，彻底改变了生命的本质。今天，我们视为数据处理系统的不只是单一生物，还包括蜂箱、细菌的菌落、森林和人类城市之类的社会。经济学家也越来越常用数据处理系统的概念来诠释经济。

证券交易所正是人类迄今创立的最快、最有效的数据处理系统。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加入。证券交易所推动着全球经济，在地球，甚至外太空发生的事情，无不纳入考虑。不管是科学试验成功、欧美传出政治丑闻、冰岛火山喷发，甚至太阳表面不规则活动，都会影响股价。而为了让系统运作顺畅，就需要让尽量多的信息尽可能地自由流动。如果全球有数百万人都能获取所有的相关信息，就会通过买卖来决定石油、现代汽车股票或瑞典政府债券最准确的价格。据估计，证券交易所只要根据15分钟的交易信息，就能确定《纽约时报》某个头条对于大多数股价的影响。

资本主义之所以胜利，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更符合伦理、个人自由神圣无比，而是因为至少在这个科技加速改变的时期，分散式数据处理的效果比集中式数据处理更好。这正是资本主义的成功秘诀。资本主义并没有中央处理单元垄断关于伦敦面包供应的所有数据，而是信息在几百万名消费者和生产者、面包师和企业家、农民和科学家之间流动，市场力量决定面包的价格、每天烘焙的数量以及研发的顺序。如果市场力量作出不当的决定，也能很快自我修正。

在《未来简史》，赫拉利追溯了目前各种制约条件的起源，希望以更丰富的想象力思考我们的未来。他并不断言未来必会如何而让我们的视野变得更窄，而是希望让我们把视野放宽，体察到还有其他的选项。没有人知道2050年的就业市场、家庭或生态将会是什么样子，又或是有哪些宗教、经济和政治制度主导世界。我们无法真正预测未来，因为科技并不会带来确定的结果，同样的科技也可能创造出非常不一样的社会。或许，历史就在绝望与希望之间一次次地颠覆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