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我们都知道，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是查理·芒格先生曾经推荐的一部鸿篇巨制。当年，查理·芒格先生说他在无意中读到《自私的基因》，让他如获至宝。因为《自私的基因》是现代达尔文主义集大成之作。“如果从来没有人给你介绍这本书以及这本书包含的思维方式，并且如果你对人类的状况具有任何知性好奇的话，那么这就是一本了不起的书。”

然而，荷兰新生代杰出的思想家鲁特格尔·布雷格曼并不这样认为。布雷格曼深信“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都是相当正派的”，并不像理查德·道金斯所认定的“自私”，从而得出“人性本恶”的结论。自古以来，就有“性本善”与“性本恶”之争，但却从无结果。因此，这不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审视在商业领域中引入“善或恶”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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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格曼认为《自私的基因》是一部“令人沮丧”的书。让我们从生命演化开始。生命演化的基本要素很简单，所需要的东西包括许多的苦难、大量的斗争和足够的时间。简而言之，演化的过程可以归纳为每种动物都会生下非常多的后代，远远超出它们所能供养的能力。那些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动物，存活下来并繁衍后代的概率会略高一些。而绝大多数动物都将一败涂地，最终淘汰出局，有的甚至还没来得及，把接力棒传给下一代，如果生命竞赛的时间足够长，比如40亿年，那么父母和孩子之间极其细微的差异都会分化为巨大的生命谱系。

查尔斯·达尔文曾经这样写道，考虑一下寄生蜂，这是一种活在毛毛虫身上产卵的昆虫。寄生蜂幼虫孵化出来后，便会把毛毛虫从里到外吃个精光，这导致活毛毛虫不得不经历一个可怕而漫长的死亡过程。这样的观察结果，让达尔文认识到残酷的自然与《圣经》中的创世纪故事之间的完全不可调和性，最终摧毁了他对上帝的信仰。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自然以及寄生蜂幼虫要拥有什么样的病态头脑才能设计出如此残酷的事情？没有任何人，没有主谋，也没有宏伟的计划。痛苦、折磨和斗争仅仅是演化的引擎。

从那以后，演化论似乎再也没有得出多少令人欣喜的东西。1976年，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出版了他关于基因在生命演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巨著《自私的基因》。本来，“自私的基因”中的“自私”，并非直指人类道德意义上的自私，而是指的基因层面的自私。它的含义是：基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生存机会。每个基因都有各自的利益，基因之间、基因和生物个体之间都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这些自私的基因并不是生物用来保证自己生存繁衍的手段，恰恰相反，生物只是基因不断制造和传播自己的一个工具而已。基因才是自然选择和自我利益实现的基本单位，而不是生物。

道金斯十分强调的是，基因组们并不需要以牺牲同伴或者他人的代价来换取自身的繁荣发展。相反，每一个基因在基因库里——生物体以性繁殖洗牌获得的基因组合们，以其他基因为背景，追求着自身利益。然而，道金斯却由此推理出一个结论：“我们要努力去教导人们变得慷慨和富有利他精神”，因为“我们天生就是自私的”。

在《自私的基因》一书出版40年后，公众将其选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科学著作。无数的读者在读到该书结尾时，都觉得非常沮丧。“这本书对人类本性提出了毛骨悚然的悲观看法，但我又无法提出任何证据来反驳他的观点”，其中一位读者这样写道，“我真希望我从来没有读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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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雷格曼的研究生涯中，他发现最畅销的历史类图书总是与灾难和不幸、暴政和压迫有关。第一主题是战争，第二主题还是战争，第三主题也还是战争。而且，即便在科学研究领域，“人性本恶”的观点也盛行了几十年。万年以来的人类历史充斥着灾难和屠戮，也充斥着绵延不绝的拷问灵魂的“善恶之论”。

如果要查阅有关人性的书籍，就会发现诸如《雄性的暴力》、《自私的基因》和《隔壁的凶手》之类的书。因此长期以来生物学家都把演化论假定为一种最悲观的理论，即使某种动物表现出友善的行为，它也会被框定为是自私的。尤其在二战之后，现代学者以所谓的科学手段来论证这种“恶”是天性的组成部分，比如著名的津巴多监狱实验、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等。所以，理查德·道金斯将这种人性之恶描绘为“刻写在骨子里的‘自私’”也是很正常的。

当“人性本恶”的思想被引入商业领域时，经济学家则把人类这个物种定义为“理性经济人”：就像一个自私、精于计算的机器人那样，总是专注于个人利益。基于这个关于人性的概念，经济学家构建了一座理论和模型的大教堂，最终为大量的立法提供了依据。

2000年，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和他的研究团队走访了五大洲12个国家的15个社区，对人性进行了检验。他们的目的是要找到几十年来一直指导着经济学理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原始依据。然而结果一无所获。每一次实验的结果都表明，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相比，人类都“更正派、更善良”。

亨里奇的探究结果表明，“理性经济人”原来不是人类而是黑猩猩。在一些简单的实验中，用“理性经济人”模型的典型假设去预测黑猩猩的行为，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因此，“所有的理论工作并不是徒劳无功的，只不过完全用在了错误的物种上”。

那么，为什么《自私的基因》那么火爆呢？布雷格曼认为这本书正好符合20世纪70年代的思维方式，那个时代被《纽约客》杂志曾称为“自我的10年”。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理查德·道金斯的狂热粉丝决定把自私的基因付诸辅助商业实践。这个人就是能源巨头安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理查德·道金斯这本书并没有使他感到悲观，反而激发他借助贪婪来经营整个公司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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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斯基林在安然公司建立了一个“等级与解雇”的绩效考核制度。公司业绩最好的员工位列第一等级，自然拿到手的奖金也极其丰厚。垫底的则是第五等级，这批人被称为“被派往西伯利亚的人”，他们除了要蒙受羞辱之外，如果在两个星期内找不到其他职位转岗，还会被解雇。这种残酷的考核制度的结果是，安然公司形成了霍布斯式的企业文化，员工之间展开了割喉式的激烈竞争。到了2001年底，消息披露安然公司一直涉嫌大规模的会计欺诈。当一切尘埃落定后，杰弗里·斯基林被送进了监狱。

布雷格曼指出，时至今日，至少有60%的美国大公司仍然在应用“等级与解雇”绩效考核制度的某种变体。“这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记者乔里斯·卢延迪克在谈到2008年信贷危机后伦敦金融服务业的状况时表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人际关系是恶劣的、粗野的、脆弱的。”亚马逊和优步这类公司也是一样，它们有组织地让员工展开恶性竞争。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来说，优步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丛林”，“除非别人死了，否则你永远无法前进”。“霍布斯式的丛林”指的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利维坦》中论证人性是“邪恶”的思想。

运用霍布斯式的思想进行企业管理最早可以追溯至100年前的弗里德里克·泰勒。泰勒曾经断言，工人们最想从雇主那里得到的是高工资。泰勒因发明“科学管理”而闻名于世。所谓的“科学管理”是以这样一种理念为基础的：为了使工厂尽可能实现高效率生产，管理者必须以尽可能高的精度来评定绩效。管理人员必须驻守在每条生产线上，随时准备好秒表，记录工人拧紧一个螺丝或包装一个盒子需要多长时间。泰勒把理想员工比作一个没有大脑的机器人：“他是如此愚蠢，如此愚钝，更像是一头公牛。”因为发现了这个振奋人心的现象。泰勒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管理学家之一。20世纪初，全世界都沉醉在他的“科学管理”当中，泰勒的管理哲学不断得到传播。用泰勒的传记作者的话来说，泰勒主义“就像病毒一样快速传播，它几乎适合所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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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管理思想问世100年之后，我们仍然忙于大规模破坏彼此的内在驱动力。一项针对140个国家23万人的大型调查的结果表明，只有13%的人在工作中真正感受到了“投入”。

然而，博组客却提供了一个反例。从19世纪开始，荷兰的每个社区都有一个护士上门照顾病人和老人。社区护士和家庭医生以及医院系统密切合作，一起构成了荷兰医疗健保系统的核心。在20世纪90年代，负责支付大部分医疗费用的医疗保险机构想出一个符合逻辑的主意：把这些独立的护士们组织起来。在追求以效率为导向的橙色组织看来，所有这一切变化都是如此地顺理成章，但结果却让病人和护士都很痛苦。

乔斯·布洛克认识到“管控思想”的负面后果是给专业人士的日常工作带来越来越大的阻碍和压力。这其实又对患者护理工作产生了直接和严重的后果。因此，布洛克毫不迟疑地选择与本·温廷和阿斯特丽德·维米尔一起构建自主管理型组织，创立了一家非盈利性医疗机构——博组客。他们以完全不同的范式来定义照护工作和组织架构，将自主管理和自组织视为理想组织的指导原则。之后，本·温廷和阿斯特丽德·维米尔通过《自主管理：博组客的自组织转型实践》（东方出版社2020年出版）一书展示了自主管理的全貌，以及从科层制到自主管理转型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让我们了解到自主管理的目的：提供更好的服务，实现更有意义的工作。

博组客是一家非常成功的组织，雇用员工1.4万人。布洛克是一个不喜欢“管理”的管理人员，他是一个有实践经验的首席执行官。奉行“团队自主”与“不干涉管理”。在他看来，员工都具有很强的内在驱动力，都是知道如何完成工作专业人士和专家。

博组客项目始创于恩施德，当时只是由4名护士组成的一个小团队。恩施德是荷兰东部边境一个拥有15万人口的小城市。今天，这个项目已经有800多支团队活跃在荷兰各地了。博组客没有经理，没有呼叫中心，也没有规划人员，更没有目标和奖金，管理费用可以略忽略不计，花在会议上的时间少之又少。每个团队只有12名成员，他们拥有最大自主权。团队有自己的计划，可以决定雇用成员。他们只提供一样东西，那就是关怀。博组客有一个内部网站，成员可以在那里共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培训预算，每50个团队为一组，每组拥有自己的教练。如果团队遇到困难，那么教练就会提供帮助。最后，组织内还有一个负责处理的所有财务事务的主办公室。

采用这种简单的架构，没有人力资源团队的博组客连续5年被评为荷兰年度最佳雇主。而且，尽管它没有人力资源部门，也没有市场营销部门，还是获得了荷兰“护理行业最佳营销奖”等奖项。毕马威会计事务所的一名顾问总结道：“它的员工和客户满意度高得惊人，虽然费用比平均水平略低，但是他们的护理质量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布洛克在2006年开创的这项事业可谓非同一般。布雷格曼将布洛克视为新现实主义的倡导人之一，一种全新的人性观的代表人物。我们可以说他的组织融合了左右两派的精华，因此能够把纳税人的钱花在刀刃上，由独立的从业者提供精准的小规模医疗服务。布洛克这样总结他的哲学：“让事情变得困难更容易，但是让它变得容易却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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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自私的基因》的后续版本中，理查德·道金斯放弃了他关于人类天生自私的主张，相应的理论也失去了生物学家的信任。虽然斗争和竞争显然是生命进化的重要因素，但现在每一个生物系一年级的学生都知道合作更加重要。

那么，查理·芒格为什么会认为《自私的基因》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因为他从中看到了达尔文主义并不只是运用于生物学，其进化原理在商业中同样起作用。在事物功能和结构以及表现和发展方面，生物和商业有相似之处，因此进化领域一些理论可以用于评估公司和行业。一直以来，商业中所有行得通的东西都是通过“实践演化”的方法发现的。如同进化逐步发展了让动物得以良好生存的眼睛、翅膀和爪子以及行为方式，人类的企业也通过成败的筛选演化了它们的行为方式。

如果以实践演化的角度审视当今最为成功的组织，那么可能无一例外地都建立在合作、协同、共生的基础上。商业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性系统。复杂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布莱恩·阿瑟自述，在1994年时，他对于什么机制可能导致进化有利于复杂性增加的理解还是相当有限。但在之后的《复杂经济学》中，他已经认识到复杂性随着系统的进化而增加有三种途径。其中第一种途径就是“共生”，即进化的系统中，复杂性可能通过“物种”多样性的增加而增加：在某种某些情况下，新物种可以提供进一步的生态位，从而使得更多的物种得以涌现出来，导致物种总体稳定地以螺旋向上的形态增加。这就是解释了当年一大批商业新物种快速涌现的原因。

在过去的30年里，计算机工业中的专用性产品和软件出现了快速增长，这种增长就是经济中合作、协同、共生进化多样性增加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后，计算机行业经历了多样性的爆炸性增长：从少量的设备软件到各种各样的设备和软件，因为新设备使得更多的新设备成为可能，新的软件产品使得计算机的新功能成为可能，而这些反过来又要求进一步的新设备和新软件的出现。

如果说，“生活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课是，你应该努力去寻找人性中的善良和积极的东西。”那么运用“性本善”或“性本恶”来审视并思考商业实践，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