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要再版散文集《纸上建筑》，这几天正在修订书中的内容，会把其中的一些关于建筑的新作和旧作都慢慢发出来。建筑一直是我喜欢的，最早关注是96年，陆续写过一些文章。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成为了西方建筑师的实验场。有些关于建筑的思考发生了变化。这是我的旧作集中的新内容。下面是写于1996年的《纸上建筑》，是我的朋友刘家琨的作品带给我灵感。

纸上建筑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纸是一个与我们密不可分的东西。纸意味着我们的思考最终落在实处，并得以藉此传达给他人。也意味着我们那凌乱的思绪，或是由墨水或是由油墨，将变成清晰的符号提供给阅读者。

  而建筑，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无非是些水泥、混凝土、钢筋的四方盒子。它与我们密不可分之处仅在于质量、安全和提供给我们的温暖。从小我们就知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这就是我们对建筑最基本也是量高的期待。至于纸和建筑之间我们却从未感到有何关联。只是在最近的阅读中，我才注意到它们之间一种意味深长的联系。

    在我经常的浏览中，我发现除了那些已经得到承认和付诸实现的建筑外，还有一类先锋设计师的作品。虽然仍称之为建筑，但它们却仅仅是纸上的草图，或者是永远的草图。对于他们的主人来说，实验永远是最激动人心的。纸上的建筑能把这种实验的可能延伸到极限。我看建筑的最大乐趣正好与这些先锋实验作品中的冒险精神相吻合。对于建筑外人士来说，所关注的毕竟只是建筑思想所体现出的风格、技艺和其中变幻莫测的景象。

    第一次看到的纸上建筑也是我的朋友刘家琨的第一个作品，那是1982年他刚从重庆建筑学院毕业后参加的一个日本雕塑博物馆的竞赛设计。当时的他正是年轻气盛之辈，他把自己的才气、野心、激情和诗人的想象力都贯注到这个作品中了。

    这个建筑的独特和大胆之处在于他把整个博物馆设计在一个海滩上。当潮水上涨时，博物馆就沉到了海底，人们可从博物馆内观望海下世界。而当潮水退去时，博物馆浮出水面，这时，散布在海滩上与之对应的通往博物馆的石蹬、石柱就与博物馆—道，成为一组被潮水和历史冲刷过的现代遗迹。

    俯看这个建筑，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邀游在刘家琨脑海中的设计思路，他不是将时间推向未来，相反，他是将未来拉至现在。他仿佛是预先为我们设计出现代文明必将坍塌的未来的废墟，并通过时间的潮起潮落，使我们聆听来自未来的回声。建筑师通过他的草图和构思表达出的，正是人类对现代文明的审视和反思。从俯视图上看，正方体的构筑带有凝重的力量。而推至远处的左上角有意破坏了这一平衡(那是一个可供观摩的展示厅，由一个水下通道与博物馆相接)，使得这一视觉上的表演隐隐带有一点解构的意味。图纸左上角的几行提示文字实际上是几行诗，是由建筑师本人撰写的。我只记得其中有一句“潮水是呼吸”。这句诗正是刘家琨这个设计的美学注脚。博物馆的前方有一平台，当潮水上涨时，水沿着海滩的确如呼吸般舒缓地漫过平台。

    图纸右上角的二帧小图表明他的思路来自两个方面：金字塔最终的颓倒、大都会的衰落，而他把自己的建筑置于这一理念之上。我不必谈及那些内部的布局和细节的处理，因为那不是一个外行所能完全体会的。我只想谈到我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纸时它所带给我的惊讶和震撼，那一瞬间我才真正体会到“建筑”二字所包含的海阔天空的含义，它远不是我从前所理解的灰色混凝土四方盒子的概念。

    遗憾的是这个富有创意的作品由于当时海关的官僚作风和海外邮路的闭塞，未能及时赶上竞赛日期，时至今日它仍然只是一个被遗忘的纸上建筑。刘家琨后来又设计了许多付诸实施和为他带来名声的建筑。而在我看来，那个集中了他的青春情结、蕴含了他的全部激情的早期作品，仍然具有生命力。

    差不多10年以后，我应一位朋友的邀请参加在上海举行的“新建筑空间研讨会”。在与会议同时举行的一个建筑展览会上，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建筑师的作品，他也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使我吃惊的是：比我小了整整一代的朱祷比他的实际年龄成熟得多。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不仅仅关注建筑，他对文学、诗歌、绘画的关注和了解远远超过了他的同龄人。而且在这几个领域里都可称为卓识不凡。确确实实让我领会了“后生可畏”的含义。

    比起10年前的校友而言，他的设计更富有想象力，也更具有乌托邦气质。对于朱涛来说，似乎建筑的功能已不能与形式对应，似乎建筑的语言与实际的事物尤关。他只是通过建筑的语言来表达自身。朱涛的建筑语言总是带有寓言性质，无法用常规阅读来理解。我记得他参展的一个设计是以大学学生宿舍为思路的。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想象的建筑，带有一个初出茅庐者的稚嫩痕迹，但又才气横溢，充满了奇思遐想。在那个带有现代童话性质的乌托邦世界里，上下两层的街道是参照学生宿舍上下铺的想法，公共汽车被设计为一把锁的形状。我们在学生宿舍里所常见的凌乱的部分一那些乱七八糟堆放的书籍、被盖、用具在图中都成为城市的各个实体。每个细部设计都与宿舍里的事物有关。看得出来他是在尝试一种想象力的训练。

    时间已过去多年了，我已记不得它的细节，我只记得它带给我的新鲜感受和对建筑的新的理解，当我回忆起那个设计时，我甚至并不认为它仅仅是一个建筑设计。它也是一幅图画，也是一首诗。也许在朱涛的心目中，这三者的区别的确是模糊的，或者说他正是要将这三者结合到一起。在他告诉我他曾经想把我的长诗《静安庄》设汁成一个建筑时，我倒也并不吃惊。他关注的建筑语言在这时可能也已超过原有的意义。他所感兴趣的是在传统形式后面的建筑的其他特性。那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纸上建筑，纯为概念而虚设。

    但是与他的上一代校友不同的是：朱涛与他的同龄人对建筑的态度是调侃的、带有游戏心理的，也是随心所欲的。他们并不把文化、传统、历史等形而上的意识灌注到建筑观念中。也不会背负人类文明的重压来表达建筑中人性的关注。他们只是从内心出发，从个人身边的日常生活和琐屑事物中，寻找自己的形式和方法。不是从金字塔、而是从自己身边的锁或床或蚊帐中寻找感性的语言，各种杂乱无条理的东西都可被注入建筑中。

    一个年轻的建筑师曾说：上一代“是认真的，斗争的；而我们这一代则不是认真的，带有一半是游戏的轻松愉快，不是斗争，而是轻快的挑逗。”两代人不同的思考方式并不仅仅存在于建筑领域，对文学而言也是如此，年轻一代轻松随便地投身于一种新的挑战，一种更接近“后现代”实质的态度。在中国，这种挑战更带有唐·吉诃德式的悲剧含义。我不知道这些年里在这个务实和从未将建筑作为艺术、从未将建筑师当作艺术家的国度里，朱涛的这个选择是否将他自己逼到一个困难的境地，也不知道在建筑界是否会有人对他的建筑思想加以肯定。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却非常喜爱他的作品。

    除了我的朋友的作品以外，其余的建筑师尤其是国外建筑师的作品，我都是通过杂志认识的。在一次偶然的浏览中，使我注意到一位奇思怪想的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人们常说建筑这个行业投有女人，但哈迪德却是一个奇迹。我不知道建筑界对她的成就如何看待。但我看来，她的天赋和创意绝不亚于任何男人。

    在她设计中少有的得以实施的例子中，我尤其欣赏她为德国维特拉消防站设计的方案。在这个极富冒险精神的建筑中，哈迪德比任何一个大胆的男人表现得更为大胆：没有一面墙是垂直的，每个墙角都是锐角，整个建筑物向各个部分倾斜，门、窗、楼梯扶手、梁，都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几乎设有一条线是直的。

从正视图上看，那斜向天空的主体部分似乎摇摇欲坠，又像一艘欲沉的船竭力向上挣扎的船头。而从后正视图看，屋顶外面的平台向内倾斜，却从中心给予整个建筑以稳定感。我想哈迪德应该感谢维特拉给予了她这次机会，使她得以证明她那些不被人理解的作品，在实践中是可行的。

    除此之外，哈迪德尚有许多未付诸实现的纸上建筑，在那些更为抽象、也更为自由的空间里，她把解构建筑的思想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我曾经看过她的一张设计图，以黑暗为重色的图中，门和窗似乎都独立出来了，平面和线条似乎都在空中飞行。这个黑头发的伊拉克女人似乎根本不是为地球上的建筑而没计，她的设计思想和建筑精神都冲破了地心吸力而进入了第三维空间，使得她的大部分作品仿佛是为下一个世纪所设计，注定成为纸上的建筑。

    另一个无与伦比的纸上杰作是被称为“当代最肆无忌惮”的建筑师丹尼尔·利贝斯金德，为德国一次主要城区设计竞赛所作的模型和方案。这个“不寻常建筑体”是一座450米长10米宽、20米高的类似一个跷板的支承系统，以6°角沿着一条大街升起。它仿佛是从土地的内部生长出来的，又好像是穿过整个绒市的一道横梁，傲视全城。它参照的是地铁轨迹，从地下冒出来而又成为贯穿全城的高架轨道。我不是建筑师，不能完全看懂他那错综复杂的内部设计和毫无规则的路线和构思，但是我看懂了他那天才的想象、不可言喻的风格。他勇于摆脱传统建筑中和谐、统一的固有观点，而公然以一种破坏性的姿态在不和谐中寻求完美。那种天马行空、绝不妥协的想象力，是宁肯牺牲任何实施计划的。虽然这一次他考虑了很大的使用性，以确保从地面上升的可行性，但它仍是一件很难做到，但的确又是最值得去做的事。是否使它摆脱纸上建筑的命运，有赖于工程师结构预算和估价依据。而我们，沿着他的草图，进入其思想线索和其开放的构思，作一次精神上想象的旅游，则会感到其乐无穷。尤其是如果我们沿着他那条被有些人视为不合理的昂贵的杠杆，追踪一个阿基米德似的支点。我们甚至会发现：只要给他这样一个支点，利贝斯金德就能够把一个乌托邦城市支撑起来。

    最让我惊讶的一个设计是参加一次国际建筑竞赛的方案，说它是方案，实际上只是一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孕妇即将临盆的腹部，这不禁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但从说明文字上看，它的的确确是一个方案，而且还因此得了奖。后来才听朋友说，建筑师的这个设汁题目为：人类最初的居所!他之所以获奖正因为他这个最简洁的方案，表达了最深层的含义。当然，他的设计已经是观念建筑的范畴了，它所带给我们的是关于建筑的多重提示。我不禁为国外建筑师开放的思想和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叫绝，比较起来，中国建筑师的思想仍然拘束保守。

    进入90年代以后，我所喜爱的解构建筑似乎已经过时。新的“主义”还会带来建筑的新的语言和理念，但这一切都不是我所关心的。作为一个爱好者，我所关心的只是一个陌生的艺术领域里所发生的与我所从事的写作非常接近的东西。从那些文本里，我能够获得的乐趣和对写作有益的部分，毕竟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常常遗憾的是在阅读中享用了那么多精典建筑，生活中却每天必须走在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伪建筑的旁边。在我居住的城市里则集中表现了中国人的尖顶情结——满足来自幼年的童话梦想。结果是几乎每一幢新修的大楼不论其主体部分如何，屋顶百分之百都要嵌上一个欧式尖顶。正如北京的大部分建筑顶上要嵌上一个琉璃瓦的飞槽一样。真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业主(或称为甲方)的素质决定了建筑的品味。在中国尤其如此，何况还有那么多硬充内行的层层领导。有想法的中国建筑师，除了绝望地等待甲方们的欣赏水准和自身素质的提高之外，唯一能作的事看来也就只有在他们的内心和他们那2平方米的绘图桌上——构造纸上的建筑。

    1996年  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