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尼采的悲剧观

悲剧，即以悲剧的人生观看待世界。悲剧诞生在希腊，尼采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希腊人是最敏感的民族，最能感受人生的痛苦。西勒诺斯的神话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看透了人生的悲剧性，却没有立刻去死，而是创造了一个艺术世界作为中介去缓解人生悲剧性给人造成的巨大压力，也给人提供了战胜痛苦的可能性。从哲学上说悲剧诞生的根源是日神和酒神的对立统一。悲剧是日神与酒神的完美结合。当“个人带着他的全部界限和适度，进入酒神的陶然忘我之境，忘掉了日神的清规戒律”时，悲剧诞生了，这时“酒神说着日神的语言，而日神最终说起酒神的话来。”从文学样式的起源来说，尼采认为悲剧起源于抒情诗。因为抒情诗人的创作通过音乐情绪将原始痛苦表现出来，抒情诗是用语言模仿音乐世界，用日神的譬喻对音乐做出图解，抒情诗人借助音乐的力量所达到的日神与酒神结合的能力，使抒情诗有条件成为悲剧的起源。也可以说，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

尼采认为，“悲剧的本质只能被解释为酒神状态的显露和形象化，解释为音乐的象征表现，解释为酒神陶醉的梦境。”这种本质是通过魔变这样一个前提实现的：“在这种魔变状态中，酒神的醉心者把自己看成萨提儿，而作为萨提儿他又看见神，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变化中看到一个深外的新幻象，它是他的状况的日神的完成。戏剧随着这一幻象而产生了。”尼采这里所说的戏剧是指纯歌队阶段。

悲剧，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是作为日神艺术的造型艺术和作为酒神艺术的音乐的融合。音乐首先引起对酒神普遍性的譬喻性直观，然后又使譬喻性形象显示出最深长的意味。日神的力量能使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光辉灿烂，但他们始终只是现象。要进入人生，返回世界最内在的基础，必须破灭日神的幻境，让悲剧英雄的壮丽存在遭受最深刻的毁灭，因此，悲剧，“作为一种酒神状态的客观化，不是在外观中的日神性质的解脱，相反是个人的解体及其同太初存在的合为一体。”

尼采认为，悲剧“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而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成之永恒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也饱含着毁灭的喜悦……”这里，尼采所说的生成之永恒喜悦就是一种悲剧快感。尼采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要求排除悲剧中的道德因素，他认为，只有完全站在审美的角度来理解悲剧效果，才能真正体会到悲剧是生命的伟大刺激剂，是一种强化剂。通过自己的音乐体验，他认识到最高激情在希腊人那里只是一种审美游戏。尼采所理解的悲剧快感是一种在音乐精神激励下形成的生命力扩张的狂喜，它来自于个体毁灭的恐惧，但是又超越了恐惧，因为恐惧只属于个体生命，而悲剧快感则是人们悟出了人生真谛以后同生命本体的融合而产生的狂喜，它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压倒了个体化世界中的一切情绪。悲剧英雄作为个体毁灭了，但世界照样存在，生命照样生生不息，这使观众感到惊喜，感到作为强力意志的最高体现的生命的永恒的强有力的搏动。观众感到自己摆脱了个体化的世界，重新回到唯一真正的实在的怀抱而欣喜。此时，悲剧形而上的慰藉作用达到顶点。也就是说，在一切苦痛和毁灭之后，我们仍是幸运的生者，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众生一体，这种感觉与意志的生殖欢乐紧密相连：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

希腊悲剧在文化长河中犹如昙花一现，稍纵即逝。要了解它的衰亡，还需从它的产生谈起。中国人、印度人和希伯来人都有灿烂的文化，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这是因为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要么是哲学态度，要么是宗教态度，只有希腊人是悲剧态度。悲剧态度产生于对世界上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事件迷惑不解的时刻，近似于皈依宗教者那种困惑而狂热的精神状态，但又不是固定的信仰，也就是尼采所说的神话心境。在他看来，悲剧和神话都是酒神精神的象征，只是题材与形式不同：悲剧是戏剧化了的神话，神话是原始的悲剧。在苏格拉底的科学乐观主义未排除悲剧精神之前，神话作为浓缩的世界图景，以非历史的眼光看待世界，赋予一个民族及个人的生存以应有的价值。神话形象作为不可察觉又无处不在的守护神，庇护和慰藉每一位个体的心灵，又为国家的诞生提供基础性的观念和不成文的法则。尼采认为，希腊悲剧是因一种不可解决的冲突自杀而死的，刽子手正是欧里庇得斯和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把苏格拉底的最高审美原则——“理解然后美”应用于悲剧创作。他把那原始的、全能的酒神因素从悲剧中排除出去，把悲剧完全和重新建立在非酒神的艺术、风俗和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日神基础之上。在他那里，悲剧创作仅仅局限于对自然的摹仿，悲剧诗人始终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来摹仿现象世界，结果总是破绽百出。欧里庇得斯把观众带上舞台，使歌队的作用彻底丧失；又用预言式的开场白破坏了悲剧的诗意和气氛；用大团圆结局取代形而上的慰藉，如同中国古代的悲剧，最后总有“天神下凡”，解决一切矛盾，观众皆大欢喜。悲剧冲突被世俗力量解决了，观众从舞台上的侥幸中得到一种自欺欺人的安慰和快感，却失去了面对人生悲剧性的勇气和力量，悲剧快感消失了。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的三个乐观主义公式：“知识即美德；罪恶仅仅源于无知；有德者即幸福者”，注定了悲剧灭亡的命运。欧里庇得斯与苏格拉底结合，赋予悲剧主角以道德意义，使悲剧等同于生活，悲剧快感被求知欲的满足所带来的快感所代替，这样，对科学就一定有好处吗？尼采说：“它反对酒神智慧和艺术；它竭力取消神话；它用一种世俗的调和，甚至用一种特别的神机妙算，即机关和熔炼之神，也即被认识和应用来为高度利己主义服务的自然精神力量，来取代形而上的慰藉；它相信知识能改造世界，科学能指导人生，事实上真的把个人引诱到可以解决的任务这个最狭窄的范围内，在其中他兴高采烈地对人生说：‘我要你，你值得结识一番。’”科学被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很难有新的突破，而悲剧也因酒神精神的丧失而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与价值，悲剧灭亡了。

但是，“在理论世界观与悲剧世界观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斗争。”科学发展了，上帝死了，人性却迷失了，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科学已不能拯救人类的精神，在这关键时刻，尼采找到了悲剧。他深刻感受到悲剧的死亡给人类带来的切肤之痛，他坚信希腊精神必将在德国复活。“谁也别想摧毁我们对正在来临的希腊精神复活的信念，因为凭借这信念，我们才有希望用音乐的圣火迎接和精华德国精神。”尼采期待着一个新的悲剧时代的到来，期待着借助悲剧来摆脱德意志民族的鄙俗气，摆脱现代文化的危机。